全球范围内，「剩女」问题都很严重吗？

思考这个问题，不能忽略 Jessica Pan 等学者的新研究。见下图：横轴是各个社会的性别规范强度。具体来说，就是有多大比例的受访者认为“出现工作机会时，男性应优先于女性”[1]；纵轴是35-44 岁这个年龄段，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的结婚率，减去没有大学教育的女性的结婚率的差。这反映了“高学历剩女”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两个有意思的点：一，几近完美的负相关；二，北欧和西欧国家，扎堆在左上角；大陆、香港、台湾，挤在“性别文化强、‘剩’‘问题’严重”的右下角。

在两个维度上细化这两个数据，我们会有更有趣的发现。下面这张图，是把世界各地六个区域单独拿出来，看每个地方，高学历的“剩”这个问题，严重程度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到：在北欧、西欧这些区域，大的趋势是各个教育程度的女性，结婚率越来越接近，甚至说高学历的女性，结婚率还要高一点。反映在图中，就是大部分曲线都是往上走的趋势。这里，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再次成为了特例：除中国香港外，随着时间推移，“剩女”这个“问题”，几乎都是越来越严重的。

你可能会问：既然在高学历“剩女”这个问题方面，东亚的画风尤其清奇；那么，东亚会不会也有很多高学历“剩男”呢？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请看下面这张图：无论是北美，还是东西南北欧，还是东亚，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学历“剩男”都越来越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 35-44 岁这个年龄段，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的结婚率，超出没有大学教育的男性的幅度是越来越高。哪怕在东亚，也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或地区，稍微背离了这一趋势。

结合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两点总结：将视野放宽到国际比较，题主描述的问题真切存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题主的问题，变得越发真切。那么，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几位学者发现：将性别规范的强度，和女性参与劳动的收入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很好地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具体来说，在他们的模型中，男女双方都需要决策：我是出去工作，还是为家庭做贡献？一方来源于工作的收入，也能提高另一方的效用；此外，双方都能从彼此干的家务活中受益。

影响双方决策的，还有性别规范。具体来说，按照模型的设定：性别规范较弱的社会，夫妻从对方收入中获得对等的效用；性别规范较强的社会，妻子从丈夫收入中得到的效用，比丈夫从妻子收入中得到的效用要多。也就是说，性别规范越强，丈夫的收入，就更该“当仁不让”地高于女性[2]。原文的推导显示，“问题”的严重程度会如下变化：随着女性工作收入的增加，高学历女性的结婚率减去低学历女性的结婚率，这个差值先下降后上升；性别规范更弱的社会，这个拐点来得更早[3]。

利用这个模型，可以得到以下假说。首先，性别规范越强的国家，“高学历剩女”“问题”就越严重；其次，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改善，在性别规范强度不同的社会，对女性造成的影响不同。在规范较强的国家，这一变化倾向“恶化”“剩女”“问题”；在规范较弱的国家，这一变化可能是改善“问题”；最后，同一社会，随着女性参与劳动的机会改善，“问题”先“恶化”再“改善”。通过对 26 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做回归分析，文章验证了前两点；美国的长时段数据，亦符合第三点假说。

这个模型还可以解释其它许多性别之间的差异。比方说，在性别规范较强的社会，如果女性和她们的家庭预期到在未来的婚姻市场上，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女性反而更难结婚，她们接受教育的动力就会减弱。控制工资等因素的回归分析验证了这一点：性别规范的强度，确实与男女间平均年限的差异显著负相关。此外，模型也可以解释这一点：虽然在不同社会，夫妻干家务活的总时间大致相同；但是，性别规范更强的社会，相比男性，女性花费在家务活上的时间会显著地更高。

总之，结合性别规范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这两点因素，可以很好地解答题主的问题。从目前的证据看，包括陆、港、台，中国确实是处于“性别规范强，‘剩女’‘问题’严重”的状况。怎么对待这个结论，取决于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为这个词加上引号的原因）。如果你认为这确实是个问题，应该解决，那就应该从前面提到的两点因素下手。考虑到性别规范随时间的变化相对缓慢[4]，国内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还在逐年下降[5]，这一“问题”，改善的前景并不明朗。

[1] 用价值观调查中另一个问题“你是否赞成：男性应该出去工作，女性应该待在家里”的答案，作为性别文化的代理变量，文章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此外，文章的回归分析几乎都做了相对应的稳健性检验。篇幅所限，此处未能全面介绍，具体还请参见原文。

[2] 有关这一点，请见莫奈何兮莫奈何，老婆比我挣得多——夫妻相对收入对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影响。原文献：Bertrand, M., Kamenica, E., & Pan, J. (2015). Gender identity and relative income within household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2), 571-614.

[3] 这一结论的直觉很容易理解：当收入较低时，女性外出工作，带来的效用可能还没有待在家里干家务活大；但是，随着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持续改善，总会存在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拐点之后，女性选择工作带来的收入，足以压过放弃家务活带来的效用损失。

[4] 如下图：对比 20 年间两次调查的结果，性别规范强度的相关性仍然高达0.86。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同一社会内部，男女受访者对性别规范的认同程度，彼此的差异非常小。

[5] 数据可见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

参考文献：Bertrand, M., Cortés, P., Olivetti, C., & Pan, J. Social norms,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the marriage gap for skilled women. R&R a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原文链接：Social norms,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the marriage gap for skilled women.

（图文转载自知乎日报 作者：Man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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