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2026大选：国家党险胜，却可能丢掉政权？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报道 11月7日，新西兰迎来了一场近年来最复杂、也最充满变数的大选。

工党赢得了最多的党票，国家党却获得了最多的国会议席；执政联盟在初步计票中勉强保住多数，然而多名重量级部长却可能无缘国会；一个此前从未进入国会的小党，如今可能成为影响下届政府命运的关键力量。

选举结束了，新西兰人仍然不知道谁将成为下一任总理。

截至周日中午，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工党获得29.36%的政党票，国家党为29.21%，两者相差仅3650票。然而，国家党赢得42个选区，预计拥有42个议席，工党则只有36席。

行动党和优先党分别获得13席及12席，加上国家党的42席，现任执政联盟在预计131席的国会中拥有67席，比多数门槛多出一席。

(图源：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约40万张特别选票尚未完成统计，正式结果要到11月27日才会揭晓。若干选区的领先优势只有几百票，任何关键席位的易手，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国会格局。

然而，无论最终由谁执政，这场选举已经揭示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新西兰传统的两大党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2023年，国家党凭借38.08%的政党票重返执政，如今支持率跌至30%以下；工党虽然从上届26.91%的惨败中有所恢复，却同样未能突破30%。

两大党合计只获得约58.6%的政党票，创下新西兰1996年实行混合比例代表制（MMP）以来的最低纪录。

换句话说，超四成有效党票都流向了其他政党。传统红蓝两党仍然是组阁的中心，却越来越难以独自赢得选民的广泛信任。

为什么新西兰人开始远离两大党？这或许是本届大选最值得深思的政治信号。

国家党的困境相对容易理解。

三年前，Christopher Luxon领导的国家党以恢复经济、控制政府支出、改善公共服务为主要承诺，结束了工党的两届执政。选民希望在经历疫情、通胀和生活成本危机之后，迎来一个更有效率、更重视经济的政府。

然而，经济复苏的成果并没有被普通家庭充分感知。

大选前三天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新西兰第三季度失业率升至5.7%，失业人口约17.4万人；年度通胀率达到3.7%，而工资成本指数同比只上涨2.1%。今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仅0.2%，显示复苏依然脆弱。

对政府而言，控制通胀、稳定财政与推动经济增长是一项复杂的长期工程；对普通选民而言，衡量执政成绩的标准却简单得多：工作是否更容易找，收入能否追上账单，医疗服务是否更加便利。

（图源：Getty)

经济指标改善与民众生活感受之间的落差，成为现任政府难以回避的政治压力。

但如果说选民对国家党失望了，为什么工党没有迎来压倒性的胜利？

这恰恰是本届选举最值得深思的悖论。

Ipsos在大选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64%的受访者将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45%关注医疗服务。在政党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评价中，工党在生活成本和医疗领域分别获得38%和42%的认可，明显领先国家党的24%和21%。

然而，真正到了投票箱前，工党的得票率却依然不到30%。

这说明选民对政府的不满，并没有自动转化为对反对党的信任。选民可能认为工党更了解医疗问题，却不一定相信它具备解决财政与经济困境的一揽子方案。

工党在此次竞选中采取了相对稳健的策略，把重点放在医疗、生活成本、公共交通和针对性资本利得税上，尽量避免激进政策引发中间选民反弹。

这种策略可能降低了选民对政党更替的顾虑，却也留下了另一种疑问：如果经济增长疲弱、政府财政空间有限，工党究竟准备如何让新西兰走出长期生产率不足的困境？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国家党。削减开支和减少监管可以改善部分经济条件，但财政纪律本身无法保证经济繁荣。新西兰还需要持续推动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完善基础设施，而国家党在这些领域步履维艰。

两大党的共同困境，或许正在于此：面对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它们都尚未充分说服选民，自己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大党不行，遂使小党成名。

本次大选，绿党获得13.30%的政党票，行动党取得10.92%，优先党达到9.78%，三者均高于上届选举的支持率。

其中，行动党从8.64%升至10.92%，优先党从6.08%升至9.78%，绿党则从11.60%升至13.30%。三个小党的合计得票率从2023年的26.32%跃升至34%，增加近8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选民并没有简单地从右翼转向左翼，或者从左翼转向右翼。国家党流失的支持率，并没有全部进入工党阵营；对工党缺乏信心的选民，也有其他显而易见的政治选择。

譬如绿党更加突出生活成本、住房与财富分配，行动党强调政府效率、税收和监管改革，优先党则继续依靠自身鲜明的政治立场争取支持。

这些政党的共同特点，是在传统两大党难以形成清晰改革共识的议题上，提供更具辨识度的政策主张。

新西兰政治的变化，因此不能再简单地用左右两大阵营的此消彼长来解释。越来越多选民正在将不同诉求交给不同政党代表，而不是期待某一个大党解决所有问题。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Qiulae Wong领导的机遇党。

这个此前从未进入国会的政党，以5.96%的政党票突破国会门槛，预计取得7个议席。

（图源：Getty)

机遇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部分选民对传统政治方案的不满足。其提出的土地价值税、公民基本收入等政策，直接触及新西兰长期存在的财富与税收结构问题。

当新西兰人的劳动收入被持续征税，为什么土地和房产升值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却享受不同的税收待遇？税制是否应该更合理地平衡劳动、投资与资产持有？

机遇党的方案并非没有财政成本和实施难题，但它至少促使选民重新审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新西兰究竟应当如何创造财富，又应如何分担维持公共服务的成本？

行动党则提供了另一套几乎相反的改革思路。

与机遇党主张通过土地税调整财富分配不同，David Seymour领导的行动党认为，新西兰的问题并非政府征税太少，而是政府规模过大、公共支出缺乏效率，过多监管又抑制了私人投资和经济活力。

（图源：Getty）

行动党在今年公布的竞选财政方案中，提出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压缩非一线公共支出和改革监管制度，使2031年的政府债务规模比现有预测降低124亿纽币。同时，该党还主张取消KiwiSaver投资收益税，鼓励国民增加储蓄和长期投资。

更值得关注的是，行动党作为现任执政联盟的一员，在国家党支持率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政党票反而从2023年的8.64%上升至10.92%，预计国会议席从11席增加至13席。

这至少说明，对国家党经济治理表现的不满，并不等于选民全面否定现任执政联盟的政策方向。部分选民可能仍然认同市场化改革，只是希望行动党在下一届政府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机遇党希望重新设计税制，行动党则试图重新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两种思路虽然不同，却反映了同一个现象：当两大党的渐进式改革难以满足部分选民的期待，具有鲜明政策主张的小党便获得了更大的政治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小党崛起并非这场选举最大的戏剧性。

真正改变国会议席格局的，是一个此前很少受到普通选民关注的制度安排：超额席位（Overhang）。

（图源：Getty）

新西兰实行混合比例代表制，原则上由党票决定各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数量，同时保留各选区胜出的议席。如果某个政党赢得的选区席位超过其党票所对应的数量，就可以保留这些额外席位，使国会规模扩大。

今年这一机制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国家党虽然只取得约29%的政党票，却赢得42个选区，超过其按党票比例原本应分配的席位；毛利党虽然只有0.57%的党票，却赢得7个毛利选区中的5个。

根据初步结果，国家党产生7个超额席位，毛利党产生4个，两者共同使国会从正常的120席扩大至131席。

更特别的是，这种结果与选举期间备受争议的战略分票存在密切联系。

包括前国家党党魁Don Brash在内的一些中右翼人士，公开鼓励选民把选区票投给国家党候选人，却将政党票投给行动党或优先党。这样既可以帮助国家党保住选区，又可能增加两个联盟伙伴的议席。

（10月底，新西兰英文先驱报的报纸上再次刊登了一则广告，恳请选民将政党票投给行动党或优先党，而不是国家党，以确保右翼政府的成立。这些广告以Don Brash的名义发布的，他是前国家党和行动党的领导人。）

有意思的是，Luxon本人多次反对这种分票策略，甚至请出前总理John Key劝告选民不要这样投票。

毛利党则采取了另一种分票策略，鼓励支持者把选区票投给本党候选人，同时将政党票交给其他政党。

两种策略虽然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标，却利用了相同的制度规则。

当然，初步结果尚无法证明这些竞选策略究竟改变了多少选票。即使没有组织性的分票动员，选区候选人的个人支持率与政党整体支持率之间，也可能自然出现差异。

战略投票本身更不违法，两票制原本就允许选民作出不同选择。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当一个原本旨在保障比例代表性的制度，可以被有组织地用于扩大特定阵营的议席优势时，它是否仍然充分体现党票的代表性原则？

这种制度争议甚至产生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

国家党虽然凭借选区优势占据最多议席，却没有获得任何名单议席。这意味着包括副党魁、财政部长Nicola Willis在内的多名资深政治人物，按照初步结果将无法进入下一届国会。

一个政党有机会继续领导政府，却可能失去部分核心治理团队。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都堪称选举数学上的奇观！

而且超额席位虽然让国家党保住了更多议席，提升了行动党和优先党的得票率，却也改变了执政联盟内部的力量结构。

如果现任联盟最终继续执政，国家党即使保住总理职位，也必须面对两个拥有更强选举授权的合作伙伴。这意味着下一届政府的政策方向，未必只是上一届政府的简单延续。

比如Seymour已经公开放话想要Willis的工作，成为下届政府的财政掌门人，这些都将给接下来的组阁谈判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当然，就眼下来看，大选结果仍未尘埃落定。

根据选举委员会估算，尚有399,365张特别选票等待核实和统计，约占本届大选预计总投票数的14.1%。

特别选票在历史上往往更有利于左翼政党，但这并不能保证今年重演。目前工党、绿党和毛利党合计只有57席，即使加上机遇党的7席，也尚未达到66席的多数门槛。

因此，机遇党是否最终成为决定政权归属的关键力量，仍然取决于特别选票、边缘选区及最终席位分配的变化。

（图源：Getty）

而对于两个Chris——Christopher Luxon和Chris Hipkins而言，真正的考验或许还在后面。

Luxon需要解释，为何国家党在执政一届后流失大量党票，同时仍要求选民继续信任其经济治理方案。

Hipkins则必须回答，为何工党在选民最关注的民生议题上拥有明显的民调优势，却仍无法把这种信任转化为更广泛的政党支持。

过去，新西兰大选往往被理解为国家党与工党之间的权力交替。但2026年的选票揭示出另一种变化：传统两大党仍然掌握着组阁的主动权，却越来越难以垄断选民对未来的期待。

经济困境让执政党付出了政治代价，反对党却没有因此赢得压倒性的信任。不同小党提出截然不同的改革方案，选民也用更加分散的选票表达了各自的选择。

无论最终哪一方执政，都将面对一个更加碎片化的国会，以及更加复杂的谈判与妥协过程。

这也许正是2026年新西兰大选最深层的意义。

【注：*本文写于2026年11月8日（星期日）下午1时，依据当时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及相关公开信息进行分析。由于特别选票尚待统计，不排除后续结果改变部分分析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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