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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导报 笔会专栏

三家村 杨文凯

表演艺术家赵有亮先生月前去世，享年79岁，引起了一片悼念之声。赵有亮先生在上海出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曾主演《孽债》《夺子战争》等经典作品，后来出任国家话剧院首任院长，但他的骨子里是个演员，不是官员，令人敬重。

对有亮先生，我除了表达后辈的默默缅怀，主要还是想起了由他主演的沪语电视剧《孽债》。那是在90年代，是沪语试图走向银屏追求发扬光大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可以说是上海话在普通话一统、广东话北上的夹缝中做出的最后挣扎。

我在上海看过沪语电视剧《孽债》，感觉演员的说白听起来与生活中的上海话是有差距的。那次尝试带来的效果是水波不兴，留下的结果是下不为例。90年代后期，怀旧大潮勃兴，上海话却沦为王家卫电影中60年代香港家庭牌桌上的生活点缀而已，但对于上海人和海派文化说，上海话是重要的。

30年代，上海话曾是中国新潮流行语汇的输出源；90年代以后，上海话却成为需要保护和捍卫的对像。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在八、九十年代离开了上海。十多年后，我的朋友站在南京路与西藏路交差路口的天桥上环顾四周，发出了“上海人在哪里”的感叹；而我则在电视上看着土生土长的活蹦乱跳的年轻一代用上海话读不清“我”与 “下”的区别，感到非常气馁。

记得小制作电影《疯狂的石头》捧红了导演宁浩，也为方兴未艾的影视方言再助一阵。深重、响亮，掷地有声的重庆话在电影中大放光彩，香港职业劫匪的广东话口头禅“我顶你个肺”也流行一时。影视作品大量使用方言，颠覆了国语普通话隐含的的意识形态正统性，传达出社会和文化的地域特色，这种做法曾经屡试不爽。过去是港式粤语和京片子打头阵，后来有东北话与陕西话横行屏幕，唯一的例外是衰落中的上海话。

90年代南巡再掀改开高潮后，上海成为各地移民的目的地，上海话因缺乏吐故纳新、同化异类的自我生成机制而成为被动的受污染对象。一位山东来的新上海人，在大学里记住几句常用的上海话，比如上课就是“想哭”，下课就是“我哭”，这种对上海话展开的大胆的异质想象和音声比附，是败坏上海话纯正发音的手段之一。相声大师侯宝林说过一个方言段子，讲一位北京人把上海话的“汰头”听成“打头”，闹出笑话。但真正的上海人听来，“汰头”与“打头”是八杆子打不着边的事，“打”与“汰”清浊分明，毫不相同，构成不了语音梗，何笑之有？

过去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说，我现在不免也会生出“上海在中国，上海话在国外”之感。上海话也许从来没有强势过，却是小资的语言，优雅的语言，市民的语言，机智的语言。这种特色表现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出现在长期旅居纽约如出土化石般存在的作家木心的笔下。因为没有受到新兴外来语的污染，纯正的上海话可能只存活在域外上海人的口耳之间。前几年，我看过东方卫视专访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董先生11岁跟随父母从上海到香港生活，而上海话的记忆则是血脉相连。董建华首次用沪语细说他的上海情缘，那一口温良恭俭的老派上海话，沁人心脾。我仿佛听到了上海话的最后一块净土。

回顾清末民初，西潮东渐，百花齐放。上海滩上新小说泛起，出现了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张春帆的《九尾龟》、毕倚虹和包天笑的《人间地狱》等，形成了沪语小说的第一次高潮。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创作成主流，上海话的影响局限在江浙一带。

40年代的张爱玲被称为“正宗上海作家”，因为她是用沪语思维来写作的，一出手就是巅峰，成名作即代表作。张爱玲曾表示：“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收入1944年12月《流言》)

解放以后的上海作家，争相汇入了普通话的洪流，对这座城市的体验、观察、感受都用普通话来表达，一切显得顺理成章，直到出现了金宇澄和《繁花》。《繁花》是2012年发表的，作者金宇澄以上海话写作，讲述上海的市井生活。《繁花》的情节细碎真实，文字活色生香。大稿既出，横扫中国各大文学奖，不仅获得网络和市场追捧，也赢得业内高度评价，算是为上海话打了一个大大的翻身仗。《繁花》被称作具有标志意义的沪语小说，继承了鸳鸯蝴蝶派的短句，踩准了上海人的生活节奏，使用了沪语写作的思维模式，这是其成功的方程式。王家卫赞扬《繁花》这部书了不起，不是用简单的上海话，而是改良为大家能读懂的沪语。王家卫启用上海演员，用上海话拍摄他的电视剧处女作《繁花》，能否拍出上海的味道和底蕴，让人拭目以待。

过去30年，移民潮翻新了上海这座城市，也冲刷了作为上海文化象征的上海话的成色。上海的现状是，初级中学老师由外省人占据主导地位；中低档餐饮服务业基本没人会说上海话；上海最主流的报纸和全国性媒体的上海站中，一线记者几乎没有上海人；在大学里，老师与学生对话必须罢黜上海话；上海沪剧院已经招不到会讲纯正上海话的新生学员……与上海经济强劲发展形成明显反差，上海话非但没能南征北伐，反而在各种地方语言的冲击下，不可抑制地走向粗糙化和低俗化。上海话的基盘在松动、在垮掉，新一代上海人正在丧失作为身份象征的上海话。

我所理解的上海话的传统特色，表现在语音与语义两个层面。上海话属于中古吴语的语音系统，完整保持了“平、上、去、入”四声，更在清浊读音上翻转自如。在吴方言中，上海话的入声韵保留最齐全，但在8、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口中，许多入声韵已被简化归并，或根本发不出入声韵。也就是说，年轻一代上海人的舌头、喉咙、声带等发声器官已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又如用上海话读“鱼”、“五”、“午”等，发后鼻浊音，北方话的语音系统没有这个发音传统，北方人几乎丧失这个独特的发音能力。

上海话的表现力非常强，语汇丰富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如表现“很”的意思，上海话中就是“邪”、“邪气”、“交关”、“穷”、“老”、“瞎”、“鼎”等讲法，后来又流行“不要太”……等句式。又如形容圆叫“的粒滚圆”，形容脆叫“刮辣松脆”，形容青叫 “碧绿生青”，形容生叫“面熟陌生”，读起来舒服，听起来惬意。

在描绘颜色方面，形容白叫“雪雪白”， 形容红叫“血血红”，形容黄叫“蜡蜡黄”，形容黑叫“墨墨黑”，绝对声情并茂、意向到家。上海话多三字语，如“插外快”、“轧苗头”、“牵头皮”、“触壁脚”、“嘎山湖” 、“打回票”、“卖关子”、“吃豆腐”、“放白鸽”、“拉皮条”、“拎勿清”、“乒乓响 ”、“一只鼎”、“电影院”、“俱乐部”、“雪花膏”、“橡皮筋”、“大闸蟹”、“偎灶猫”等，都是顺口悦耳，充满海派气息。

在近现代中国，上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上海继承了江南吴越的民风，吸收了东西文化的精华，如今又站在国际化浪潮的排头。上海人的特色，大都体现在作为文化表征的语言上，比如做事讲究“实惠”，场面上追求“派头”、“噱头”、“掼浪头”；骂人讲究“绰刻”，把别人看成“憨大”、“屈死”、“阿木林”。上海人的聪敏、机智、务实、势利， 在上海话中毕显无遗。

某种意义上，要改造上海人，就从改造上海话入手；要保持上海特色，就从留住上海话开始。真实的上海腔调，上海话特有的嗲额、赞额、爽额、灵额的味道，不是留存在《上海话大辞典》里，而是落实在每一位上海人的口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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