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没有酒精，不代表人类不会生产酒精，我们的饮食影响了我们的基因。

不同地区的人的不同饮食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不同地区人群的一些差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大约 30%的东亚人对酒精更加敏感。

造成东亚人对酒精敏感的，并不是酒精本身，而是酒精经过人体代谢后转化产生的化学物质——乙醛，一种足以致命的毒素。

除了东亚人以外，大部分其他地区的人都具备快速把乙醛转化为无害的化学物质的能力，但东亚人就缺少这种会分解乙醛的酶。

因此，东亚人喝多一点酒，就会因乙醛而快速产生强烈的醉感，得到的好处就是，东亚的人均饮酒量不足欧洲的一半，来自酒精的成瘾性就比其他地区低，因上瘾而产生的酗酒率也更低。

东亚人和西方人对酒精代谢生理机制的不同，造成酒精对身体损害的两个极端——酒精中毒和酒精成瘾。前者的高敏感性减少人均酒精消费量，而后者的高成瘾性却会增加人均酒精消费量。前者是保护机制，后者是致病机制。

中科院的研究团队就曾提出假设，这种对酒精摄入的敏感性，可能和不同地理格局以及粮食耕种时间有关，他们的论点基于这样的事实：能使身体分解酒精的基因进化时间与水稻种植时间呈现了相同的地理分布格局，南亚人种水稻喝米酒的时间，长于西方人种谷物和啤酒的时间，因此亚洲人有更长的时间来进化出一种减少饮酒量的生理结构，从而避免酒精带来的危害。

这种通过增加痛苦来防止醉酒后果的观点，我不以为然，这种“惩罚式”的威慑未必能奏效。一方面，预防措施的成本不亚于醉酒的代价，如果适量饮酒会达到好处的顶点，那么不喝酒和喝过多酒都只是位于倒置抛物线的两侧；另一方面，醉酒本身的代价就可以防止过度饮酒，因此无需专门进化出一种预防机制来避免喝酒。

除了人体基因方面的原因，饮酒、醉酒和酗酒还会被经济水平、群体文化所影响，酒精消耗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前 20 个国家中，12 个是东欧国家、6 个非洲国家；而最低的 10 个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

印第安人的醇醛生理机制和日本人相同，但是他们的酗酒率远高于日本人，在他们文化中，喝醉酒是常态，是一种雅事，是男性之间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

人类在生物学上仍在进化，我们的生理正在发生变化，这种进化的维度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 5000 年，在某些环境中，人类中具有某些特定性状的个体才能更好地生存和繁衍，是一种自然选择进化，而不是个体主动升级。

（文章转载自知乎日报作者：孙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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