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谈教育】医学生在教学医院遭受霸凌，该有的认知和应对之道！（上）

By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2026年09月03日 15:42

中文先驱专栏作家张老师（张云腾）

这是一个被大众忽略、却难以回避的问题——全球医学界的Bullying（霸凌）文化。专文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又有一位家长找我谈起他的儿子。

孩子在澳洲就读Graduate Entry Medicine，再过一年多即可完成医学学位。过去几个月在教学医院的临床见习期间，连续遭遇指导医生的不友善言语和态度。孩子原本对医学充满热情，如今却开始认真考虑：“是不是应该退出医学系？”

我的小儿子是专科医师，曾经提及他的同学也经历过类似令人崩溃的事情。如今再度听到家长的忧心表白，我的心里真是既沉痛、又沉重。一个年轻人经过大学本科、考试、申请、面试的激烈竞争，终于进入学士后医学课程，在即将毕业的最后阶段，却可能因为临床环境中的不当对待，竟然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当医生。

这究竟是“年轻人的抗压性不够”？或者是我们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医学教育需要用羞辱、恐吓、贬低甚至霸凌，来训练未来的医生？”

撰写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家长们能深刻意识到：“原来，孩子要学医，不只是考进医学院这个难关而已。孩子更需要知道，自己即将进入的是一个怎样的专业世界。”

也许你担心我公开讨论医学界的Bully文化，是否可能引发学子们的畏惧学医效应。我想，这绝对不是医学生的错误或不优秀！医学教育现场竟然存在这些不堪的反常现象，我应该谈谈如何预先建立正确认知，让医学生尽量避免霸凌文化所造成的伤害。

看看医学生的毕业率，事情没想象的那么糟！

以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为例，2019年进入医学系的275名新进医学生中，在预定时间2024年完成五年临床医学课程者共223人，占原入学人数的81.1%；隔年2025年加上延迟一年毕业的医学生，2019年入学班累计共258人完成MBChB医学学位，比例提高到93.8%。如果不是COVID-19的影响，正常时间的毕业率可能高于81.1%。

医学统计常常使用Attrition这个词，这里译成“退出”或“流失”似乎较贴切。2018年Otago大学曝光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长期统计，在过去20年，Otago本地医学生的Attrition比例约3%-6%，平均约为4%；国际生身分的医学生则较高，平均约10%。

澳洲的情况呢？官方的数据显示Final-Year Attrition约2.9%，表示最后一年的医学生仅2.9%未能如期毕业。以上这三组数字是从不同视角看医学生的Attrition情况，所以不能把它们放在一起算平均值。这个数据很清楚地说明了，“未能准时完成医学学程”与“最终无法从医学系毕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澳洲和新西兰整体医学教育的大致情况是，按照正常进度完成医学系学程的医学生大约占80%上下或更高，真实数据随不同医学院、不同入学年度而异。需要多花一年或更长时间完成的约10%-20%左右，纽澳皆无一致的全国性统计。最终获得医学系学位者，大部分医学院都在90%以上。真正退出Medicine、未能完成医学学位者，通常仅个位数百分率至10%左右。

医学教育是一段高压而漫长的训练，它不是一个以“淘汰医学生”来培养医生的制度。医学院真正希望的是，把一群已经经过高度筛选的人，训练成为合格医生。

以上的数据足以提醒家长和医学生不要过度恐慌，医学界确实存在霸凌、阶级分明、严厉要求的文化，但是，绝大部分医学生都挺过来了，且顺利从医学院毕业。孩子进入医学院之前，要学会如何区别指导、批评、严厉和霸凌。既要培养心理韧性（Resilience），更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忍耐、什么时候该求助。

“学医很辛苦”，不能成为“霸凌合理化”的免死金牌！

医学的确是一个非常高压的专业。医学生要面对大量知识、长时间学习、频繁考试。进入临床后，又必须面对病人的痛苦、死亡、医疗风险以及高度复杂的人际关系。

医生的决定，有时候甚至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因此，医学教育必然需要严谨，需要高标准，也需要接受批评。但是，高标准，不等于该容忍羞辱；严格要求，不等于可以做人格攻击；临床压力，不等于任意伤害学生的身心是被允许的。

如果一名学生犯了错，老师当然应该指出错误；如果临床判断不够成熟，Supervisor当然应该纠正；如果病人安全受到威胁，更必须严肃处理。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在“纠正一个错误”，还是在“摧毁一个人”，这两者有非常重要的区别。

“这个临床判断不正确，你需要重新评估。”这样说是“教育”。“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根本不适合读医。”这可能已经不是教育，而是人格否定。一位医生可以非常严格，却仍然可以尊重学生；一位教授可以要求极高，却不需要让学生感到恐惧。真正优秀的医学教育，是让学生在压力中成长，而不是让学生在羞辱中崩溃。

2021年，美国出现了一篇涵盖68项研究、82,349名医学生、住院医师与Consultant的系统性调查与研究，医学界Bullying常与权力阶层、制度执行不足以及“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文化有关。只有约28.9%的霸凌受害者正式循程序举报，不举报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影响自己未来的职涯。更令人警惕的是，约35.9%的受访者曾因此考虑离开医界。

全球医学界始终高度关注医学界的霸凌文化，也确认了医学教育的Educators是主要的霸凌加害者，这个风气必须加以遏止，“严格要求”不能成为“霸凌合理化”的免死金牌！

千万不要把“被霸凌”理解成“我不够好”！

年轻医学生必须建立一个正确的心理认知。当一个人在高度权威的环境里，连续受到负面言语对待，很容易产生以下几种心理错觉，是不是我真的很差？是不是其他同学都比我优秀？是不是我不适合当医生？

医学院里聚集了大量高中、大学阶段的优秀学生，他们过去可能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习惯了成功，往往自尊心也很强。进入医学院以后，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也会犯错，原来自己也会被批评，原来自己不是永远最优秀的人。这个心理落差本身已经很大。

如果此时再遇到一位权威性非常强、言语具有攻击性的Senior Doctor，学生很容易把对方的评价内化成对自己的全面否定，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过程。

一个人在学习或工作的极度压力中，对事情的认知、自我认知都会发生严重偏差。这是一个逐步恶化的过程，其认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s）的过程如下：高压→威胁感上升→认知变狭窄→负面解释增加→自我效能下降→逃避／孤立／自我否定→绝望感→陷于危机。医学生或Junior Doctor必须借着自觉力发现自己的状态，更要学会果断地寻求专业的协助。

一个人犯错，不代表这个人是失败者；一个Supervisor不喜欢你，也不代表你没有成为好医生的能力。年轻人必须学会把“别人对我的评价”与“我对自己的认知”分开，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韧性。

医学是一个等级制度、阶层非常明显的专业！

医学界与一般大学课堂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它具有非常明显的Hierarchy（等级制度，阶层）。医学生之上有Junior Doctor，Junior Doctor之上有Registrar，再往上有Specialist、Consultant、Professor以及Department Head。

这种阶层制度有其必要性。在手术室、急诊室或重症医疗环境中，紧急情况下必须有人做决定，不可能每一个案例都采用民主方式讨论。

但是，Hierarchy的存在，不代表上级拥有羞辱下级的权力。年轻医学生必须明白，自己在临床上“地位最低”，并不等于自己“人格最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有些学生看到主治医师Consultant皱眉、冷漠甚至责骂自己，就认为，他是医生，他一定是对的；其实并不是，医学上的专业权威，并不等于人格上的绝对权威。

你可以尊重他的医学专业，更应该对他的不当行为保持自己的判断。医学教育的Educator可以做出指正、建议和合理批评，但是，言语羞辱绝对是失格的行为。

【本文为上篇，下篇将于下星期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