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谈教育】医学生在教学医院遭受霸凌，该有的认知和应对之道！（下）

中文先驱专栏作家 张老师（张云腾）

要学会区分“建设性回馈”与“霸凌”！

区分建设性回馈（Constructive Feedback）与霸凌（Bullying）二者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每一位进入临床环境的医学生都应该学会的能力。好的回馈（或称“反馈”）通常具有几个特征：第一，它针对的是医疗行为，而不是人格；第二，它指出问题，也告诉你如何改善；第三，它的目的，是提高你的能力与病人安全。

霸凌则往往呈现以下几种不同模式，包括反复羞辱、公开贬低、使用侮辱性语言、故意让学生难堪、以恐惧控制学生、因为个人不喜欢而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是利用自己的权力，使学生不敢申诉。善意的回馈与霸凌，两者在表面上都可能被视为“严格”，本质上则完全不同。

医学生或资浅医生都需要建立一条心理界线：“我可以接受批评，但我不需要接受羞辱。”以下是区分“专业性反馈”与“霸凌”的参考依据。

这里值得特别提醒的是，不要把所有负面的回馈都叫做霸凌，务必要审慎辨识“批评”与“霸凌”。一个即将成为专科住院医师（Registrar）或专科医师（Specialist）的医者，接受严格甚至尖锐的专业批评是正常的。

不必因为担心害怕影响评分，就永远保持沉默！

医学教育最令人担心的事情之一，是学生明明知道某些事情不合理，却不敢说。原因很简单，“他是我的督导医师（Supervisor）。”“他可以评鉴我、决定我的成绩。”“如果我投诉，以后会不会影响我的职业生涯？”这些都是医学生的深沉顾虑。

于是，很多学生选择忍耐，一次忍耐，两次忍耐，最后甚至开始告诉自己：“医院的常态就是这样。”这就是霸凌文化最危险的地方。当所有人都沉默，霸凌便可能被正常化。

因此，医学院、教学医院与专业机构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投诉管道”，而是“安全的通报文化”。学生必须相信：“提出合理的疑虑（Concern）反应问题，不等于制造麻烦；反应不合理现象，不等于‘欠缺团队合作精神’；寻求帮助，也不等于自己的‘抗压能力差’。”

我和多位医学生一起探讨过教学医院的霸凌问题，不友善教学风格的Educators终究是极少数，但是，一位这样的Educator督导多位学生，长时间下来可能就积累了许多被视为霸凌的案例。我们不应该把医界想象成一个充满霸凌的黑暗世界，事实上，优秀又充满爱心的医学教育者和医生还是占绝大多数。他们乐意教学生、扶持Junior Doctors，甚至也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至于医学界管理层的态度呢？以澳洲为例，Medical Board在《良好医疗实践：澳洲医师行为守则》中的规范非常明确，其原文如下：“Having zero tolerance for discrimination, bullying and sexual harassment. ”意思是：“对歧视、霸凌和性骚扰采取零容忍态度。”

为什么受到不合理对待的医学生、资浅医生不必担心影响评分？全球的教学医院都在努力建构“安全的通报文化”，甚至医学院、医院的心理咨商辅导部门都必须配合安全通报机制，被霸凌者不至于孤立无援，很多正直善良的医学教育者也会挺身而出保护受害的学生。

一个成熟的医疗体系，应该保护提出合理疑虑的人，而不是让他因为说真话而付出代价。因此，被霸凌者如果选择了保持沉默，这不但违背了立志学医的初心，也失去了一次发挥道德勇气的机会。更遗憾的是，在医疗文化改革的路上，被霸凌者也变成了缺席者。

“退出”≠“人生失败”！父母也必须改变一个观念！

我尤其想对那些已经受到严重挫折、甚至开始考虑离开医学的年轻人说一句话：“如果经过严谨审慎的评估，最后你真的选择离开医学，不代表你失败了。”社会很容易把“考上医学院”视为成功，把“退出医学”视为失败，但人生不是这样计算或看待的。

一个人真正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这条路是否仍然适合我？我是否仍然热爱医学这个专业？我能不能在这个环境中健康地生活？我愿不愿意用未来几十年的职业人生去交换这一个身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重新选择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我绝对不赞成学生因为一次批评、一次不愉快的临床经验便放弃医学。相反地，我希望疑似遭遇不当对待的学生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本质，寻找可信任的人讨论，求助于医学院或医院的心理咨商师，必要时得使用正式的支持与安全通报机制，看看问题能否改善。

但是，如果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最后选择了离开，请不要让“我已经读了这么多年”成为绑架自己一生的理由。人生最大的浪费不是转换跑道，而是明明知道自己已经不适合，却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而继续走下去。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人生的路不会白走！

退出医界后在其他领域发光发热、大展才华，这样的故事多得说不完。他们在音乐、美术、文学、教育、政治、IT信息或商界等方面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并且始终热爱生活。

我也想对孩子有志学医的父母们说几句话。华人父母谈医学教育，经常把焦点放在能不能考上、ATAR、UCAT、GPA、面试、哪一间医学院比较好，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是，孩子真正进入医学院之后，父母更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是否快乐？有没有足够的心理韧性？遇到压力时能不能保持判断力？被批评时能不能把反馈转化为成长？是否把挫折转化为自我否定？更重要的是，他是否知道什么叫做健康的医界专业关系？

医学教育并非只培养医者的杰出学术表现，最重要的，要培养医者的成熟个性、心理韧性、自我觉察、有效沟通、独立思考等能力。“人格”是否及格？这才是医者的人生大考。

医学教育之霸凌，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文化！

一个体系只要容许少数人的霸凌行为被合理化，就可能伤害很多人。而且，医学界的特殊性在于，这种文化的受害者不会只是一个医学生。今天被羞辱的医学生，明天可能成为Junior Doctor。如果他在成长过程中学到的是“Senior可以羞辱Junior。”那么十年后，他也可能把同样的文化传给下一代。

这就是Bullying Culture最可怕的地方，它不是一次事件，而是一种代际传递的文化。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某一位Consultant或Educator的态度，也不只是某一名医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叫做医学教育？什么叫做专业素养（Professionalism）？什么叫做Leadership？尊重学生的规范和督导尺度如何拿捏？

医学需要高标准，医疗需要纪律，病人安全绝对不能妥协。而且，我们完全可以在不羞辱人的前提下做到这些事情。

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成熟的医学教育体系，应该让学生在毕业时学会的不只是“如何治病”，还包括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如何成为一个不把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继续传给下一个人的医生。”这也是我们对下一代医学生最大的期许。

对每一个准备踏入医学之路的年轻人，我藉此专栏文章送上一段诚挚的建议：“你可以接受严格训练，但不必接受人格羞辱；你可以尊重权威，但不要放弃独立思考；你可以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但不要把别人的不当对待，变成对自己的全面否定。”

学医，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无论最后成为医生，还是选择另一条人生道路，都请记得：“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由他的白袍、职称或医学学位来决定。”真正值得守护的，是那个在漫长的专业训练之后，仍然保有尊严、同理心、善良品格且受人敬重的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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