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女童夭折背后，一场失败的“全球首例”脑部基因编辑试验

来源：新京报

接受“全球首例脑部基因编辑疗法”后，上海一名6岁女童小美（化名）不幸离世。

悲剧发生于2025年，但事件的余波在近一周以来才逐渐显现。

据国际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与学术诚信监督平台“撤稿观察”联合报道，2025年3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为一名6岁女孩实施了试验性脑部碱基编辑治疗。按照项目团队当时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例脑靶向基因编辑治疗。7天后，女孩因严重免疫反应死亡。医院伦理委员会随后认定，她的死亡与治疗“肯定相关”。

2026年2月，参与试验的仇子龙团队在《自然》（《Nature》）发表了相关临床前研究。论文没有披露女孩的死亡。

7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情况说明，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该院研究人员仇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进行全面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

7月29日，《自然》杂志在涉事论文页面增加编辑注记，提示论文及其中呈现的数据受到质疑，称“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处理”。7月30日，在国际临床试验登记平台上，这一项目由申办方（即仇子龙团队）宣布停止招募，并标注：这是一起被评定为与试验用药确有关联的严重不良事件。

多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国内外伦理学者、法学专家、生物学家以及基因疗法从业者均强调，这起悲剧事件暴露出科研人员、研究团队乃至整个基因治疗行业需要警惕的诸多问题：对潜在风险过度乐观，对试验方案过度自信，临床前安全性评估存在缺陷，忽视受试者生命安全底线……

▲7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发布情况说明。图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以灾难性失败告终”

根据《科学》相关报道，在新华医院提供的儿童版知情同意书里，人体基因被比喻为一本“书”。小美的“书”中存在一处错误，她大脑DNA中的一个字母出现错误，这导致她患上一种影响生长发育的疾病。

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名叫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暂无中文译名），目前全球已知患者约237人。它是由CHD3基因突变引起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包括语言及智力障碍、孤独症样行为和肌张力低下等，目前尚无有效疗法。

小美在幼儿园的学习进度和发育速度落后于同龄人，只会说简单的句子，吃饭也得用训练筷。通常情况下，这一疾病不会持续恶化，也不直接危及生命，患者拥有正常的预期寿命。但父母担忧她可能永远无法独立生活。

为了让她的大脑仍在发育时修正这一错误，小美的父母找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仇子龙。

▲仇子龙。图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官网

公开资料显示，仇子龙是国内神经科学与基因治疗领域的顶尖学者。他的研究方向包括神经发育、社交行为、脑发育疾病与自闭症，致力于将碱基编辑器应用于罕见病儿童个性化治疗。

仇子龙计划让小美接受脑部基因编辑疗法，借助碱基编辑技术，将错误的字母改回来。

“我们可以将治疗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工程师乘坐着交通工具到达修理点’。”一位在基因治疗领域有近二十年工作经验的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博士向新京报记者解释，碱基编辑器发挥了“工程师”的作用，因为其无法独立到达脑内需要修理的位置，科学家便选择腺相关病毒（下称“AAV”）作为交通工具。

但他指出，本次人体试验的难点在于，“工程师”个头太大，一辆“车”装不下，需要两辆（即两套AAV）作为运输车，分头装载“工程师”送入大脑。为了让两套载体同时进入脑细胞发挥作用，需要相应提高AAV载体剂量。

但AAV的剂量毒性是难以把握的，多位受访专家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导致小美死亡的血栓性微血管病很有可能由高剂量AAV载体引发。已有研究证明，随着剂量的提升，不良事件的风险也随之上升。

“从机理上说，经过人工改造的、作为载体的AAV本身不致病，但一旦高剂量地进入人体，免疫系统极易发起猛烈攻击，诱发严重脏器损伤，血栓性微血管病就是可能产生的严重不良反应之一，甚至会造成患者死亡。”从事AAV载体、基因治疗临床研究的分子遗传学博士赵丕明告诉新京报记者。

新京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仇子龙鲜少提及AAV病毒可能导致的不良反应。“科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已经把它（AAV病毒）的内核研究得清清楚楚。”在2019年的一场演讲中，仇子龙如此表述。

赵丕明认为，这样的说法混淆了两个层面：“AAV的分子结构确实已经研究清楚，但不同人在高剂量下的免疫反应差异，科学界至今仍在持续研究。”

他还提示，在正式调查完成前，也不排除其他有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例如，注射药剂本身的理化特性，出现免疫反应后的处理措施……总之，风险可能出现在前沿临床试验的任何一个环节。”

事实也正如专家所担忧的那样。试验开始后，小美先是发烧，这是AAV疗法常见的反应。她一直没有排尿，血液中的血小板也下降到了危险的水平，最终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接受注射七天后，小美被医生宣布死亡。据《科学》杂志报道，医院伦理委员会认定，她的死因是血栓性微血管病，死亡“肯定与治疗有关”。这一试验被形容为“以灾难性失败告终”。

7月24日，《科学》杂志相关报道的记者布伦丹·博雷尔（Brendan Borrell）告诉新京报记者，小美的家属已经明确拒绝接受媒体的再次采访，“我的报道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整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既充满情感又异常艰难。”

人体试验方案受到专家多处质疑

多位国际、国内专家及业内资深从业者告诉新京报记者，更直接的问题在于，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及材料来看，仇子龙团队设计的方案及试验过程“许多地方值得商榷”。

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遗传学家菲利普・坎波（Philippe Campeau）是小美所患疾病的共同发现者之一（2018年），是国际公认的该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当考虑是否对罕见疾病进行精准医疗时，重要的考虑因素为疾病是不是进行性疾病（病情是否会持续不断加重），以及是否在孩子发育的早期就为他们提供治疗，以期获得有益的效果。

他解释，对于非进行性的神经发育障碍，必须考虑大脑发育本身的进程：“神经发育疾病精准治疗的时机，需要对疾病病理、生理机制有着深刻的理解，考虑正常人类大脑发育过程，并且理想情况下，临床前研究应当模拟人体计划采用的给药时机。”

此前，他也向《科学》相关杂志表示，对于该疾病症状较轻的患者，基因编辑治疗的适用性就比较存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图源 / Getty

长期研究新兴生命科学技术伦理治理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石佳友向新京报表示，将没有生命危险的轻症患儿作为受试者，使患者暴露于已知的致死风险中，就已经违背了《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的“最小伤害”和“风险可控”底线。

更为重要的是，人体试验前的灵长类动物毒理结果似乎被完全忽视了。

在进入人体试验前，团队已经完成小鼠实验，随后开展灵长类动物毒理测试。《科学》相关报道披露，四川合同研究组织普瑞美德（PriMed）公司出具的灵长类动物毒理学研究报告指出，接受治疗的4只猴子，无论剂量高低，均出现了中度至重度的肝损伤，其中一只高剂量组的猴子还出现了肾损伤。

该报告的出具日期为2025年2月17日。但时间线显示，在一个月前，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就批准了该项目的临床试验申请。

石佳友认为，这意味着，负责评估风险的审查机构，在认可项目的安全与科研伦理性时，尚未看到完整的安全警示数据，“明显暴露出伦理委员会专业胜任能力严重不足，以及审查流程实质性缺位。”

此外，另一个饱受专家诟病的问题是，家属自筹近600万元资金承担了病毒制备、治疗相关费用。石佳友认为，研究设计本身不满足伦理审查基本批准标准，审批通过本身属于违法行为：“许多环节上的内容表明，试验本可以提前叫停，但是都没有，完全看不到这个项目进行了足够的风险评估，以及受到了应有的审查和监管。”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法律中心主任、生物伦理学家汉克·格里利（Hank Greely）表示：“他们做了一些风险不当的事情”，“考虑到这一切，我很难说，是否在试验前对风险进行了适当的评估。”菲利普・坎波也认为如此。

就前述相关内容，7月24日以来，新京报记者多次以电话、微信形式向仇子龙求证，他回复称不接受媒体采访，“请等待官方回复。”

小美死亡后，在国际临床试验登记平台，这项针对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仍然长期处于招募状态，登记负责人标注为余永国，研究人员包括他和仇子龙。

直至今年7月30日，登记状态才由申办方主动更改，宣布终止招募参与者，并标注：“受试者于2025年3月31日因血栓性微血管病变而去世，这是一起被评定为与试验用药确有关联的严重不良事件”。

“科学研究真的可以没有限制吗？”

“如果一切顺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将创造历史。小美将成为世界上首例接受脑部基因编辑疗法的患者。”《科学》杂志的相关报道这样写道。

在小美接受试验几天后，仇子龙再次向家属宣布，他发给《自然》杂志的论文经过修改后已被接收，小美的治疗将会引起更大的轰动：这是首例针对大脑的基因编辑疗法。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倘若小美治疗后病情向好，这项临床试验将具备极大的科学价值，“‘全球首例人体试验’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仅止步于动物实验环节，“影响和意义就有限得多。”

新京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及多方了解到，为探索基因编辑疗法在治愈人类自闭症上的可能性，仇子龙团队已经为此努力多年。2019年前后，他就曾与另一团队合作构建出“世界上首个非人灵长类自闭症模型”。2022年，仇子龙公开表示：“模拟自闭症的基因突变，再用基因编辑技术治好它，已经在小鼠身上做过了。……以后能不能在病人身上试，还需要更多安全性的考量。……希望今年或明年有好消息汇报给大家。”

也正是在一年后，他开始了对小美的临床研究。

一位接近仇子龙团队、与其有过长时间合作的外部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团队内部，仇子龙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的重要性，早在几年前，他就频繁接触自闭症患儿家属，“向其讲述成功治愈的故事。”然而，团队做的始终是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鸿沟”，较为依赖其寻求合作的临床团队的能力。

事发前，多所学校在其官网发布的新闻中称，该研究汇聚了多个单位的科研力量。除了仇子龙团队，还涉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李斐教授、杨侃副研究员团队。论文还联合了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程田林研究员团队、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李劲松院士团队。以上团队成员在论文署名时有所体现。

此外，湖南工程学院也曾发文认领，该校为第三通讯单位，来自该校医学工程技术学院生物工程专业的三位优秀本科生，在研究的核心环节承担了具体实验工作。

7月25日以来，新京报记者通过多种途径联系《自然》杂志论文中参与署名的团队成员，截至发稿前，未获有效回复。

数位曾与仇子龙有过合作往来的不愿具名人士向新京报记者透露，仇子龙为人非常自信，对于自己观点的判断又太过于乐观，“他有不错的创造力，但给人的感觉不像谨慎的实干家。”

上述与仇子龙团队有过长时间合作的外部人士还称，有时得不出理想的实验结果，实验室团队便会向实验人员施加压力，“分析方法不向我们透露，我们都对当时小鼠实验得出的数据感到怀疑。”

▲7月30日，在国际临床试验登记平台上，这一项目由申办方（即仇子龙团队）宣布停止招募，并标注：这是一起被评定为与试验用药确有关联的严重不良事件。

2026年5月，小美因试验离世一年多后，仇子龙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警示基因编辑临床预期的文章，他摘录了文中专家观点：“我们绝不能夸大疗效、兜售希望，更不能给患儿家庭传递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肩负沉重的伦理责任，不能误导大众对基因治疗的真实边界抱有过高期待。”

该段落紧随的下一句是：“事实上，我们目前所知非常有限，必须依规开展符合科学与伦理规范的正规临床试验。”

值得注意的是，仇子龙在2020年所著的科普读物《基因启示录》中，曾在末尾“致谢”部分写下对于基因科研伦理边界的思考：“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时常扪心自问，科学研究真的可以没有限制吗？……我相信没有人能给出标准答案。不过，面对未知的将来，恐惧和后退永远不是解决之道。……科学有边界，但是科学研究本身不应该有禁区。”

“审慎前行是更可取的”

“创新不可无界，自由必有底线。在‘大国新药全球化’的征程中，科研诚信与伦理规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7月26日，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组织CGT俱乐部发起《关于规范科研行为、坚守科研伦理的行业自律倡议书》，并写下上述内容。截至目前，已有百余名细胞与基因治疗企业创始人和负责人参与联署。

赵丕明也在联署名单当中。作为基因治疗递送平台领域的从业者，事件曝光之后，他担心舆论会走向两个立场的辩论：一部分人“谈虎色变”，否定基因编辑治疗的价值，甚至呼吁全面叫停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另一部分人则担心收紧监管、提高门槛，会直接堵死罕见病最后的探索通道。

他认为，舆论应当客观看待基因治疗的创新意义：“这项技术已经帮助许多遗传病患者重获新生，未来更有可能对更大范围的人群产生价值，碱基编辑虽然尚处于临床阶段，但是全球生物医药公认极具潜力的方向。技术本身没有善恶，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清晰、不可逾越的安全规则。”

石佳友认为，这一事件发生于旧有的法规框架下，正好暴露出此前存在的多处监管短板，例如，新技术临床试验通过院内学术、伦理委员会两级审查后，就可以开展研究，属于“机构自律型监管”。其次，监管法规较为碎片化，多为部门规范性文件，独立处罚条款少，违法成本偏低。

▲2026年2月，参与试验的仇子龙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相关研究。7月29日，《自然》杂志在涉事论文页面增加编辑注记，提示论文及其中呈现的数据受到质疑，称“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处理”。

2025年9月，中国颁布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818号，下称“818号令”）。

石佳友表示，“818号令”加大了监管力度，例如，要求高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机构应当自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通过学术审查、伦理审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报备；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前，应当依法开展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开展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等等。

“监管目标不是阻碍科研发展，而是淘汰粗放、冒进的人体试验，避免因单例恶性事件导致整个行业收缩停滞。受试者生命安全永远优先于‘全球首例’、论文产出和学术突破。”石佳友表示。

“收紧的监管确实可能在个别情况下延缓进展。但当涉及对人类生命构成不合理或鲁莽风险时，进展本就应当放缓。”生物伦理学家汉克·格里利（Hank Greely）强调，每一次重大丑闻都会引发社会对基因治疗领域的反弹，并削弱公众对研究者的信任，从而在更长期限内拖慢整体进程。

“总体而言，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审慎前行都是更可取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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