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谈教育】从华尔街到艾滋村，他重新定义了成功和菁英！
2020年5月13日 22:39
中文先驱专栏作家 张老师（张云腾）
杜聪先生！先向您献上最高的敬意！
Elite（菁英）一词源自拉丁文Eligere，意指被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学习拔尖、大企业CEO、达官显要、富豪等就一定是菁英吗？不然！Compassion（悲悯）才是成为菁英的必备条件。做为一位社会活动家、社会慈善家，杜聪的故事为人们重新定义了成功和菁英！
《他是哈佛毕业的中国高材生，年薪百万美元的世界顶级银行总裁，而如今他却沾上艾滋病，在中国的农村“沦落”到一无所有……》，2017年5月，这一篇典型的“标题党”式微信文引起了我的关注。故事里的高材生是杜聪，他并未染患艾滋病，更不是一无所有。
很多朋友同意我的看法：“如果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名单上遗漏了杜聪（Chung To）这个名字，这个奖项的遗憾和缺陷又添加了一笔。”
一个偶然，他无怨无悔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路！
杜聪于1967年出生于香港，小学至初中就读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15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在旧金山念高中。在学校里，他用杰出的学业表现弭平了同学的霸凌，毕业后入读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专业，接着一帆风顺地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
杜聪的梦想是“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他确实办到了，27岁成为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出任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才30出头，智商超过160的杜聪已经成为香港中环的金融菁英。
银行的融资项目往往涉及高速公路和发电厂等大型工程建设，杜聪经常得访视中国内地的许多偏远地区，他发现了艾滋病正在某些村庄蔓延。杜聪在美国的学生时代正是艾滋病迅速传播的时期，他待过的旧金山和纽约更是艾滋病高发地，当时这两个地方聚集了很多的同性恋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位中学数学老师就死于艾滋病。
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们对艾滋病还是非常无知，杜聪很担心美国的灾难是否正在中国重演。后来杜聪在受访时表示，当他还是个香港中学生的时候，每年暑假都会背上背囊行走于中国内地，他去过新疆，走过丝绸之路，像任何一个地方一样，这片土地的光荣与耻辱、文明与野蛮，都深深铭刻在他的记忆里。
杜聪逐渐明白了中国艾滋病蔓延的主要原因与美国不同，乡下地方卖血、重复使用注射针头、怀孕垂直感染是肇祸的主因。1998年，杜聪与几位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宣示“把智慧付诸行动”的决心，基金会开始了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和安全套发放工作。2002年初，杜聪与“中国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医生会面是他人生的转折点，随着高老太太走过一个又一个艾滋病蔓延的村庄，其中有一个村庄竟然每10个成人中有4-6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杜聪感受到在炎炎夏日里不寒而栗的惊恐。
杜聪和陪他进村的当地人目睹惨状，有一天下午，一行五个汉子已经心力交瘁到无法继续探访下去，他们对着村子里的一块玉米地哭泣。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失眠了，他倚在窗旁，凝望仲夏夜空的点点繁星，他被一种巨大的情绪攫获了，那种情绪就是Compassion（悲悯）。
杜聪决定辞掉银行副总裁职位，他要全职为这些不幸的人做点事情。母亲的反应非常激烈，她说：“我供你读哈佛，不是让你出来做义工的。你要做慈善，可以业余兼职去做。你还年轻，虽然现有的积蓄可以供你不工作也能生活几年，等你老了怎么办？你要为你的将来着想。”她认为儿子为普救众生而选择了自毁前程。杜聪反驳母亲：“将来的事我看不见，现在的事，我不能看见了不管。”
许多亲戚朋友和金融界同仁认为“阿聪中了邪了”。一片反对、惋惜声中，杜聪再度请教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当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班时，为了依据白先生的小说《孽子》撰写中国文学论文，他曾经从波士顿专程飞到洛杉矶拜访白先生。这一次，白先生非常肯定他的决定，并且建议他：“按你自己的意志走路！”杜聪无怨无悔地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路！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杜聪把华尔街投资经验用在艾滋遗孤的救助！
做全职义工，杜聪的想法是：“找一位既有善心又有资源、既有勇气又懂管理、既敢担当又能持久、既有智慧又有慈悲心的人来合作。”遍寻无着落，杜聪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就是自己”。
与众不同的是，杜聪有一套独特的救助哲学，因为卓越非凡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训练，加上高耀洁老医生的指点，让他从一开始就是理性而专业的。他把重点放在救助因为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他将助学系统模式化、标准化，让它成为一个可推广、可延续的事业。
《智行基金会》让一个村子里所有符合条件的孩子都能得到救助，杜聪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活下去，孩子的家人不需要为了得到助学款而扮穷。每年受资助的大学生回家时，杜聪总是和他们一起到村子里鼓励艾滋孤儿，大学生一定会告诉孩子们：“你也可以像我一样，靠知识改变命运，读大学，将来过上想要的生活。”
杜聪的心思是敏感而细腻的，他发现仅仅资助艾滋孤儿念书是远远不够的，很多孩子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受歧视的阴影让他们很难“抬头做人”。有的孩子把“仇”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长大后要去“血战报仇”。杜聪担心，这些孩子没有家庭的温暖，如果再没有社会的关爱，将来会走上怎样的一条路？
心理学家认为艺术创作有治疗心灵创伤的功效，称为Art Therapy。《智行基金会》不仅仅从言语上去宽慰孩子们的心理，还发起各种艺术疗愈项目，通过画画、唱歌、舞蹈、戏剧等方式帮孩子消除心理阴影并建立自信。
《智行基金会》的助学系统从河南的第一个村子开始运作，到2015年年底，杜聪走遍了中国60个艾滋高发的村庄，全国各地2万多名艾滋遗孤得到救助，2510多名孩子考上了包括北大清华等名校在内的大学，《智行基金会》的员工中有70%是以前受资助的孩子。杜聪把华尔街的投资理财经验和人脉运用到了极致，艾滋孤儿们甚至有机会参加夏令营、职业培训、就业创业或出国留学。
2015年杜聪说：“以前，我是做银行的，坐在经济快车上帮有钱人变得更有钱。现在我比以前更忙，全年无休，却一文不挣。但是，钱不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指标。当一个人穷得只剩下钱时，恰恰反映了内心无比的空虚。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富有过，我和世界上最大的孤独打着交道，却拥有了18000个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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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聪的义行和价值观，人性光辉之极致！
2020年三月出版的《FESCO LIFE》以《把智慧付诸行动去帮助别人》一文刊登最近对杜聪先生的专访。他表示，22年一路走来，目前《智行基金会》拥有八十多位志同道合的正式员工，利用筹到的三亿多善款，他们跟两万八千多个孩子建立了连接，为他们带来快乐和希望，协助他们追求美好的未来。
言行往往是内在价值观的展现。谈到他个人的价值观，他表示，一个人的价值观或责任感，并不是靠为社会捐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情来体现，应该是由“改变了多少人的价值观”来决定的。以“快乐”这件事情而言，看到自己帮助过的孩子在生活上得到了正面的改变，这一份成就感会为他带来快乐。他说：“就像你辛辛苦苦种了一棵苹果树，当看到果树开花结果的时候，那种快乐感不言而喻。”
杜先生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试着寻找自己的“快乐点”，做职业规划的探索时要问问自己：“我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能得到快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否能活得足够平衡？”他强调，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应该来自于内心深处最本真的那一份平凡。而且，当一份工作跟你的快乐点一致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累。
杜先生的思维巨细靡遗，《智行基金会》的工作伙伴表示，跟杜先生一起吃饭，每次一定要清盘，因为他切身感受到了农村孩子生活的艰辛，不能浪费每一粒粮食。更特别的是，他把捐助人与受助人都纳入《智行基金会》大家庭，让他们彼此接触，一起用餐，一起交流，一起娱乐，不会让受助人觉得捐助人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者。这样做，可以让捐助人切身感受到，他的钱究竟为社会带来了多少价值，同时亲眼看到有多少人因为这笔钱而改变了命运，甚至因此确立了正确的价值观。
杜先生的价值观和责任感是要“改变别人的价值观”，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以行动去实践义行，并且收获了可观的成果。在这崇尚浮华、物欲横流的时代，如何解读杜聪先生之所作所为？套一句杜先生自己的话：“这可能跟我是水瓶座有关，我崇尚平等、尊重。”
【本文为最新增修版本，原发表于2017年6月3日本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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