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新冠病毒传染性比SARS强，防治疫情还要靠疫苗
2020年4月7日 10:27
中新网报道 清明节三天假期，84岁的钟南山一直在位于广州医科大学越秀校区的办公室工作。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生于南京，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7年前，非典期间，67岁的钟南山牢牢坚守于此；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袭来，84岁的他，仍然像一名钢铁战士站在斗争最前线。
“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4月4日，接受记者专访时，钟南山以一句直击人心的话，道出了医者仁心，更道出了一位84岁老人对生命的体悟。
奔赴：“去武汉的时候有一种比较急迫的心情”
问：您1月18日急赴武汉，到武汉后了解到哪些情况，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钟南山：1月18日下午，我在参加会议讨论广东省抗击疫情部署时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当天晚上必须赶到武汉，参加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而且安排我做组长，第二天要进行讨论。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去武汉的时候有一种比较急迫的心情。
我是带着一系列疑问去武汉的，因为一旦一个急性传染病有人传人的性质，会波及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我在车上一直在想，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天早上开会以前，很多在武汉临床一线工作的我的学生，还有此前从北京派去的专家都跟我讲了一些情况。结合调研了解的情况，我就有了一个很肯定的结论。
1月20日上午，我代表专家组汇报说，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它肯定存在两个现象，一是人传人，二是医务人员受感染，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说明这个疾病会迅速蔓延。
面对一个新的传染性疾病，首先要考虑怎么防。对所有的公共卫生事件，首先要把它堵在上游，一定要防止它大量向外扩散。当时我心里头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在上游能够解决好病人的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波尽量减少传播的一个关键。
战斗：“避免更多的感染，减少死亡，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问：如何总结两个多月在防控一线的日子？
钟南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疫情防控策略是很正确的。早期实施上游堵截，把武汉传染源截断，在全国开展群防群治，后来上升为联防联控。什么叫联防联控？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在中国是成功的。在重视医疗的同时，也注意总结规律，比如它有哪些临床特点，哪些药可能有效，这些对全世界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经过艰苦努力，现在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这非常不容易。但是，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到4月3日，已经有700多例境外输入病例，而且还在持续增加。所以，我们要及时调整完善疫情防控策略，把重点放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上来，入境人员必须都要做检测，只要是阳性就要隔离。
问：在这期间，您个人感受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钟南山：在我从医以来，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在于病人最后是救活了还是去世了。把病人救活了、康复了，什么都好说；如果病人没有救过来，那我的压力是最大的。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如此，避免更多的感染，减少死亡，对于医生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
问：疫情期间您多次与救治团队连线会诊，这种特殊方式发挥了什么作用？
钟南山：远程视频会诊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视频连线，我的团队以及重症医学科、放射科医务人员，定期连线广东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以及湖北武汉等疫情震中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会诊研讨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在非常时期和特殊条件下，这种方式发挥了独特作用。
进展：“防治疫情，从历史的情况看，还是要靠疫苗”
问：在这场科学与病毒的赛跑中，您的团队在新冠肺炎科学救治和药物验证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钟南山：我们开展了氯喹和连花清瘟胶囊临床试验，从目前分析的结果看，两者都具有比较肯定的效果。氯喹能够缩短病程以及降低病毒负荷。连花清瘟胶囊能够明显缩短症状缓解的时间。
新冠肺炎与SARS相比，除了肺纤维化等共同特点外，突出的特点是小气道里黏液非常多，阻碍了气道通畅，容易导致继发感染。我们前期观察了一些患者使用氢氧混合气治疗的情况，初步发现氢氧混合气能够明显改善气促，可能更适用于出现呼吸困难的患者。
问：除了救治手段，公众还普遍关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为什么疫苗这次如此受关注？
钟南山：研制疫苗是很必要的。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比SARS强很多，传染系数可以达到3.5，也就是说，1个传3个半，而SARS顶多是1个传2个，所以现在有些国家每天增加上万名确诊病例。防治疫情，从历史的情况看，还是要靠疫苗。
我们知道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天花，一个是脊髓灰质炎。天花和脊髓灰质炎传染性都很强，死亡率能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而且后遗症很多。我记得小时候，周围有很多人脸上有麻子，这是得天花留下的后遗症。现在根本看不见了，靠的就是疫苗。我认为，研制新冠肺炎疫苗非常迫切，必须要抓紧推进。
科研：“基础科研要为临床实践保驾护航”
问：您是医生，也是带队攻关的院士，你们团队在这次新冠肺炎的科研方面开展了哪些研究？
钟南山：临床救治必须时刻摆在抗击疫情的极为重要的位置，基础科研要为临床实践保驾护航。比如，疫情暴发后，我们很快总结了1099例的临床特征，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是首次汇总到全国范围内过千例的数据，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次疫情中全世界引用最多的论文。通过研究发现，有一半病例在入院时是不发烧的，所以把发烧作为唯一症状不合适；另外有些病人的实验室指标特别高，很快会转为重症。这些基础科研在全球救治中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这也是目前与国外同行连线时大家普遍关注的。
问：在与外国专家连线时，我们分享了哪些基础科研成果？
钟南山：在与国外同行视频连线时，我们主要从“四早”、联防联控等理念出发，分享了危重症病例管理的要点、新实验室检测技术、新的治疗手段等。我们初步与美国哈佛大学达成合作共识，双方将在新冠的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临床救治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
家风：“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证据”
问：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成为医生是否与家庭环境有关？
钟南山：我想还是有关系的。我父亲是儿科医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到晚上经常有很多邻居带着孩子来我家看病，孩子用了药以后好了，邻居很开心，父亲也很有成就感。我母亲是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高级护理师，后来在华南肿瘤医院、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当副院长，参与了这个医院的组建。在家里，父母谈论的多是医学方面的内容，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培养出了兴趣。
问：父母以及家风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钟南山：对我最大的影响，恐怕还是实事求是。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证据。1969年，我下乡参加医疗队看过一些病人，有一次遇到一个孩子尿血很厉害，大家都说这是结核病人，要做治疗。我回家讲起这个情况，讲了半天，父亲突然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一下把我给问住了。因为尿血是很常见的症状，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当然也可能是结核，但你得有证据才能治疗。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这句话。这让我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坚持讲实话，坚持实事求是，你要相信自己实践的，而不是单纯听见的。
问：家人如何看待您的事业？
钟南山：他们的支持是无声无形的。因为我很少休周末，就算在家，我爱人也说你最好的休息就是能够安静坐在家自己看书。家里人对我的要求不高，并不是要全家出去旅游，但这方面我是欠了家里的。我的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家人的支持极为重要。
我现在等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状态，一回到家就有饭吃，有很好的生活照顾。由于生活上没有顾虑，也能够保证承担比较重的任务。
做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问：您曾讲过，自己的医学事业是从35岁那一年才开始的，为什么这样说？
钟南山：当时孩子还小，我和爱人长期分开，对家庭和老人的照顾很困难，所以碰上一个机会就调回广州了。回来为什么算是一个大的转折呢？因为之前我在北京医学院是搞基础研究的，35岁那年，回到广州后才从头开始，在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就是现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事临床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当时，在临床知识上也几乎是“一穷二白”，因为我读大学期间还为参加第一届全运会训练了一年，回到北医就上了半年临床课，之后又留校当老师。所以我此前并没有搞过临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问：您在1979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就在前几天的4月2日，还获得了爱丁堡杰出校友奖。留学期间有什么事印象深刻？
钟南山：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要参加教育部的考试，考过了才能去。当时的英语考试我考了52.5分，结果那年45分就合格，我就出去了。
那时候所有留学生都很艰苦。坐火车去英国要9天，为了省钱，连草纸、洗衣粉都带着。我们每个月只有6英镑生活费，在英国剪个头发就要12英镑，干什么都得靠自己。到了爱丁堡皇家医学院后，最困难的还是语言关。我以前是学俄语的，每天参加完查房，就去图书馆借录音带来听、来写，听不懂的就去问，差不多花了大半年来提高英语水平。
我的导师弗兰里教授是专门研究慢性气道疾病的，非常有名。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有三项做得比较好，也得到全科室的认可。英国有些研究思想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常常做出了一点成果就理所当然地直接往下做，他们是要反复验证，没走好第一步之前，绝对不走第二步。再就是要相信自己做的实验，不一定相信权威。这两条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后来一直很重视对团队基本功的训练，练好了再提高。
问：听说回国前导师极力挽留，为什么还是决定回国？
钟南山：后来，我想做哮喘方面的研究，就去伦敦进修，又待了半年。想留我的是伦敦另外一个教授，他主要看我有关哮喘的研究做得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国家这么困难还给我们机会出去留学，从来没想过不回来。学了以后就得回来提高我们国家的科学水平，当时就是这样单纯的想法。
问：您常说自己“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
钟南山：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我的很多想法甚至灵感，或者一些科研题目，都是从临床实践里来的。我不太习惯从文献中找课题。
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我们要经常想到的是，在医学里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你怎么去解决？像我40年前在英国，就开始跟导师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当时诊断很清楚，但是治疗很落后，后来技术改进了很多，但对病人治疗仍然没有带来实质改变。
我一直在思考，这其中的要害在哪儿？很多慢性病，比如高血压，你早期把它控制住，就不会发展为脑出血、脑梗塞。糖尿病也是如此，不一定等到出现其他症状才下诊断，血糖高到一定程度就控制，一些合并症都可以避免发生。这就是战略的进步。
很多呼吸科医生不愿意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为没什么好办法救治。病人来的时候，已经呼吸困难了，这个时候肺的病变已经不可逆转。所以在2000年初，我就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在病的早期进行干预呢？
在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治中，只有出现症状才干预。现在我们的看法改变了，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更早期没有出现症状，或者只有很轻的症状时就实施干预，效果非常好。我们要继续走这一条路。
问：我们看到，您的这张办公桌上，除了电脑、资料，还专门摆了一个年轻时打篮球的小雕像，年过八旬仍能承担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务，是否和一直没有间断锻炼有关？
钟南山：我从小就喜欢体育，后来在中学、大学经常参加体育比赛。竞技体育的优点，一方面是指锻炼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对培养意志品质也有很大帮助，什么事情都想争上游不落后、追求高效率。我原来跑400米，训练一年成绩能提高两三秒就了不得了，在平常的工作里，你为什么不能也珍惜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所以这对我提高学习效率有很大启发。再一个就是协作，像跑接力赛一样，得大家一块儿努力。我们研究所里从1982年就开始组织篮球队，每个星期六晚上大家聚在一块儿比赛，坚持了30多年。
身体是基础，健康需要投资。我现在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还有这个能力支持，跟身体锻炼很有关系，对我来说这一辈子受益非常大。
问：能和我们回忆一下，什么书对自己的影响比较大吗？
钟南山：工作以后，我没有时间看小说一类的书籍，但在中小学时看了很多，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爱国主义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就像我父亲说过，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留下点什么就不算白活。
未来：“健康应该贯彻到整个医疗卫生工作全部政策中，这是要害”
问：今后，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钟南山：非典以后，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能够及时监测有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传染病。这些年也确实做得不错，包括有效应对甲型H1N1流感、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H5N1和H7N9禽流感等。但还有继续完善的方面，因为预防工作应该摆在更高的地位。党中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健康”应该贯彻到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全部政策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更重视抓上游，搞好预防为主，这是最要害的问题。
总的来看，公共卫生体系，一个是认识上需要加强，另一个是组织结构需要改进，对于突发性疫情，应该赋予疾控机构更大权力。
本世纪刚过20年，就已经出现三次冠状病毒感染疫情——2003年的SARS、2012年的MERS、这次的新冠肺炎，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博弈。人与自然界之间，应该保持一个和谐的生态关系，这样自然生态链才能够比较好地运行，这是很重要的。
问：几年前您说过有两个心愿，建成广州呼吸中心和推出自己研发的抗癌药，请介绍这两项工作的最新进展？
钟南山：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支持下，广州呼吸中心目前推进顺利。跟我们合作的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看到我们是在做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且有实实在在的成绩。我们花了十年时间去推进，现在这个平台正在加速建设，预计明年下半年能够完工。
这个中心有四项功能，一是科学研究，二是人员培训，三是疑难疾病诊治，四是急性传染病防控。现在我们非常有信心把它建成国际上最大的呼吸疾病研究中心。
我和一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花了26年研发一种抗癌药物。这个药有一定普适性，不是单纯治疗某一个肿瘤，而是多种实体瘤，包括肺癌、胃癌、乳腺癌、肝癌等，有望在今年得到临床批准。药物研发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因为这个药能够造福很多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除了这两个心愿，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改变全世界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治疗战略。这个病分一至四期，现在的治疗重点是在三四期，很大精力花在治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上，这是下策。如果把首要力量放在早期预防上，就能事半功倍。我特别希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诊早治能形成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治疗思想。
采访结束时正是上午10时。窗外警报响起，钟南山站起身，腰板挺直，静立默哀。“中国的医务人员始终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他说，这次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对被新冠病毒感染牺牲医务人员的认可和尊重，是从人们的内心肯定这些白衣战士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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