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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名流浪者，其中146人（36.7%）呈阳性，所有人都没有症状。美国抗疫这场人民战争，医护人员正在病毒的迷雾中盲目飞行。

“纽约八百万人，有八百万种死法。”

这是小说。现实是，哥谭市大多数人的死因都是一样的——贫穷。

新冠病毒只是催化剂。

据纽约时报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19日19时，全美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近73万，34726人死亡。纽约州病例占全美的32%，确诊人数超23万，13362人死亡。

其中，纽约市确诊人数超过了13万人，8632人死亡——破万只是时间问题。

数十万感染者，多数都是穷人。

纽约感染者最集中的地区就是皇后区，这里居住着大量低收入工作者——环卫工人、货车司机、杂货铺店员、地铁与公交车司机等，近八成都是非洲裔或拉丁裔。

24小时运转的纽约地铁，因为人手短缺，出现大量晚点和取消班次。负责运营地铁的纽约大都会运输署，72000名员工（55%都是黑人或拉美人），超过6000人感染或隔离，至少41名乘务员死亡。

在另一个“哥谭市”芝加哥，尽管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黑人，但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有三分之二都是黑人。

纽约怎么了？美国怎么了？疫情何时才会结束？

纽约折叠：贫穷比病毒更致命

分析一个人的死亡原因，大致有三种路径。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教授斯科特·弗兰克（Scott Frank）指出：

第一种死因是医学上的，如具体的疾病或外伤；

第二种死因是个人的行为习惯，如长期吸烟与不运动；

第三种死因是更广泛、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它们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现状和行为习惯，以及他们得病后的遭遇。

从纽约到全美，我们都将看到第三种因素的普遍和根深蒂固。弗兰克教授直言，这些社会因素中最致命的就是贫穷、低教育水平和种族隔离。

后两者说到底也是因为贫穷，因为贫穷而无法接受更高的教育，无法和富有的白人一样住到更优越的社区，无法拥有更好的居家隔离条件，无法拥有更完善的医疗保障，无法拥有抵抗力更强的健康身体。 

新冠病毒随着入境旅客潜入这座800万人口的城市后，纽约逐渐被分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疫情暴发前也存在阶级差异，但从未如此明显。

纽约市公共议政员（市长的第一顺位继任者）朱玛恩·威廉姆斯对《卫报》记者这样描述说：

在其中一个社会，人们可以逃到纽约的富人度假区汉普顿，或者安逸地待在家里隔离，食物直接让外卖快递送到家门口；

在另一个社会，人们是“必要行业”的工人，在其他行业纷纷关门歇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出门工作。

这就导致，纽约穷人死亡率远远高于中产和富人。据纽约市政府4月6日公布的数据，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每10万人中的死亡人数，西班牙裔和拉美裔为22.8人，黑人和非裔为19.8人，而白人是10.2人。

纽约就像一个“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的城市”，穷人面对病毒在劫难逃，死后也无法摆脱折叠的命运。

位于纽约东北的哈特岛，安葬了一百多万纽约人，包括美国内战的士兵、夭折的婴儿、1918大流行受害者、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者、无法承担葬礼费用的穷人、无人认领的无名氏。

如今，还要加上新冠病毒的受害者，由于死亡人数太多，壕沟不得不挖宽挖深，宽到一排可以摆下六副棺材，深到可以叠上三副棺材。

埋葬这些穷人的，也是穷人、犯人以及基层狱警。最近两个月，纽约里克斯岛监狱的犯人每天早上都要乘坐大巴，与纽约市的运尸卡车一起登上渡轮前往乱葬岗哈特岛，超过275名犯人被感染。

一名曾经参与安葬新冠死者的犯人对《纽约客》说，他经常想象他安葬的那些人的生活：“他们是纽约人，他们在这里工作，管理着这个城市，建造了这个城市。”

当他们暴露在瘟疫中时，社会为何没有保护好他们？

失序的防控，等同于放任病毒传播

早在1月3日，美国CDC主任就收到了中国的疫情消息，并上报给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长阿扎尔，后者立即报告了总统。

但一直到3月13日，美国才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中间浪费了整整70天，此时中国确诊病例已超过8万，意大利确诊人数超过1.5万，欧洲疫情早已暴发。

病毒在美国已经潜伏了几周，全国确诊人数超过了两千，纽约州开始了社区传播。3月13日，纽约留学生Elplaneta在日记中提到，其学校已经有教授确诊，同一栋楼的学生也确诊了。

毫无疑问，这70天是美国疫情大暴发的主要原因。

在此期间，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的官僚主义延误了试剂盒的研发，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专家安东尼·福奇不得不在听证会上承认，美国的试剂盒研发是失败的。

等候检测的人越来越多，在各地公共卫生实验室的压力下，FDA与CDC一度爆发冲突。在一次电话会议室，FDA官员激烈抨击CDC负责人，如果CDC不遵守FDA的规则，就让CDC关门大吉。

FDA与CDC如何延误检测试剂盒研发？

FDA的规则说白了，就是让联邦政府机构统一控制试剂研发、实验，确保检测足够准确，再下发给各地公共卫生实验室和私营卫生实验室。

这种苛刻的标准，可能只适合小规模的疫情。曾任FDA副局长的公共卫生学家约书亚·沙夫斯坦（Joshua Sharfstein）指出，面对传播极快的新冠病毒，疾控机构已经无法保持绝对控制，应该采取更灵活的程序和措施。

遗憾的是，即使在3月13日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后，联邦与各州配合时，依然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在呼吸机采购过程中。

三月底，纽约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吐槽说，美国50个州都在竞价购买呼吸机，一个比一个出价高，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不但没有介入协调，还亲自参与竞标，抬高了价格，“就像在ebay上和50个州竞拍”。

与此同时，新冠病毒正在美国各州攻城拔寨，医疗设备越来越紧张。康涅狄格州州长内德 · 拉蒙特（Ned Lamont）无奈地对公众说，“康涅狄格州只能靠自己了”。

情况比所有州长能够想象的都要严峻。近日，波士顿一个收容所的397名流浪者接受了核酸检测，其中146人（36%）呈阳性，所有人都没有症状。

但是，目前依然有个别州没有颁布社会隔离规定，一如三月前的纽约。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顾问Ezekiel Emanuel打比方说：

“如果1%的人口患有新冠肺炎，其中一半没有症状，就好比一个5万人的体育场所里有250名无症状患者，他们都肆无忌惮地触摸椅子，吃东西，大声说话，激动地大喊大叫。还有比这更适合传播疾病的地方吗？”

即使是最有能力的州长，如这次表现抢眼的加州州长和纽约州州长，也无法在这种程度的大流行中“靠自己”。

到四月初，《华盛顿邮报》警告说，疫情若得不到控制，美国的死亡人数可能将超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总和。

美国抗疫的人民战争

3月30日，全纽约以及全球民众都目睹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美国海军医疗船“安慰号”在自由女神像的注视下，缓缓开进纽约港。它上一次来纽约参与救治，是2001年纽约9·11恐袭之后。

服役以来，安慰号曾参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05年卡特丽娜飓风、2017年波多黎各马里亚飓风等救灾活动。

在此之前，纽约的医护人员已经在缺乏人力物力的情况下，抵抗了数个星期。

全纽约市超过2.1万新冠肺炎患者住院，而公立医院只有2449张ICU病床，三月底就已经使用了84%，只剩下不到400张ICU病床。照顾重症患者的医护人员也不够，一名护士最多时要监护16名患者。

这意味着，正常的医疗救治护理，要么无法进行，要么只能从简从速。据普利策奖获奖机构ProPublica对纽约多家医院的调查，纽约医院的重症监护效果大打折扣。

病人太多，很多医院已经无法提供标准的ICU病房，只能将走道也变成ICU病房。这些临时设置的ICU病床，往往无法连接到中央检测系统，医护人员只能用传统巡房的方法，逐个逐个查看病人的氧气水平。

然而，由于医护人员短缺，医院陷入混乱之中，护士们并不是总能按时巡查，只能每隔4到6个小时来检查一次，无法对重症病人精准监护。

标准ICU病房里的患者同样缺乏监护，因为医院为了尽可能隔离病患，关闭了病房的门，医护人员可能无法及时发现病房里的情况，也常常听不到输液泵用完时的警报声。

有时，等到下一班医护人数到来时——尤其是早班医生到岗时，病人病得更重了，甚至有病人几个小时前就去世了。

出现紧急情况时，急救手术也难以为继。平时的心肺复苏手术会有一个团队冲进病房，现在只有几个人能够参与，而且必须在穿好全身防护装备之后。

就像走进一部“战争电影”，从得州过来支援的护士萨拉·希金斯，刚到纽约时就感觉自己进入了战区。

她和全国各地数百名护士赶到纽约，但人手依然不足，他们每天不得不超负荷工作，甚至像战场搬运弹药一样，亲自将空氧气罐搬到医院地下室，充满气后再搬上来，每天往返四五趟，耗费两三个小时。

她很快就会发现，与这场病毒的战争，比荷枪实弹的战争更令人惶恐。

纽约消防局医疗急救队副队长安东尼·阿尔莫杰拉说，纽约从未遇到过这种灾难：

9·11恐袭那天，他们接到了6400个电话，但这些多数都不是病人，而是被困在大楼里的人。现在，他们每天都会接到6500个求救电话，几乎每一个都是病人。

“在战争年代，你面对的是子弹。你知道谁是你的敌人。然而，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一场无形子弹的战争，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那枚让你致命的子弹。”

疫情暴发以来，已经有700多名急救员先后出现新冠症状。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尽忠职守，接到电话后，全力以赴救治病人。

在美国各地，电影《救世邮差》（The Postman）里的场景真实上演：

60多万名邮政雇员继续提供通信物流服务，邮差们将信件、药品、检测盒和网购包裹送达美国的每一个角落，并且还将会负责2020年11月总统大选的运转——邮寄投票几乎肯定会激增。

美国抗疫就这样变成一场人民战争，从联邦到各州，从东西海岸发达城市到中西部铁锈地带，从拥挤的医院到每一个人的家，从豪宅到流浪者安置所，都成了抗疫的前线。

追责，以9·11调查委员会的标准

从上周开始，纽约州新冠肺炎的住院人数开始下降，每日新增确诊人数、死亡人数也逐渐减少。疫情好转初见曙光。

4月17日，美国联邦政府宣布了一个分三阶段解除隔离、恢复经济的方案：

第一阶段，当新病例数连续两周下降，电影院、餐厅、体育馆、宗教场所等公共场所将会重新开放，但酒吧会继续关闭。

第二阶段，新病例数继续下降14天，50人以内的集会、个人旅行活动可以恢复，学生将会重返学校。

第三阶段，再经过14天的下降，大多数美国人就可以走出家门，可以前往医院、老人院等地探望病人，但在公共场所最好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也就是说，最多只有一个多月，疫情就可以结束？

不可能有那么理想。

明尼苏达大学的流行病学家Michael Osterholm认为，新冠疫情的结束已经不可能是几周之内的事情，而是未来两年。福奇博士也提醒美国人，要准备迎接与新冠病毒共处的“新常态”（new normal）。

正确问题不是“疫情何时结束”，而是“如何生活在疫情后的新年代”？

手上有存款也许会好过一点。

美国最近陆续发放了2.2万亿美元救济金，预计将有8000万美国人能够拿到每人1200美元的支票。

很多人都表示他们会把这笔钱存起来，即使这笔钱用不了多久，能撑一会儿是一会儿。但据《华盛顿邮报》调查，还有大量小企业主、零售业工人没有收到救济金。

戴着口罩的生活可能会持续一两年，因为各国与疫情的战斗很可能变成一场打地鼠游戏，只有最后一个角落的病毒彻底消失时，疫情才算过去。

全球卫生防疫制度将会出现较大变化，至少是暂时的。新冠疫苗研发的资金短期内将会极大增加，所有医药公司就像追热点一样开展疫苗研发竞赛，而那些治疗霍乱、疟疾的廉价疫苗很可能会被忽视。

未来几年，追责的声音必然此起彼伏。从1980年代开始报道艾滋病疫情的科学记者Michael Specter说，疫情缓和后，美国公众将会要求调查疫情失控的责任，而且要按照“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标准来进行调查。

这是理想的状况。回顾一百多年来的瘟疫史，我们看到的是，人类总是会像加缪《鼠疫》里“脚着地睡觉的人”，疫情稍一平息就忘记了前一天还在念叨的惨痛教训。
加缪小说最后一段话，此刻听起来比任何时候都值得警惕：

“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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