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封城日记(二十四)“打全场”的中新抗疫经历
2020年4月17日 11:06大家一起来抗疫。
3月26日,新西兰开始全面封锁,为期四周。欢迎广大读者来稿讲述自己在封城期间的故事与感悟。
“打全场”的中新抗疫经历
Jacky
“要知道,病菌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枪炮、病菌与钢铁》
2020年伊始,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去哪似乎都不太受“欢迎”。
提早数月就买好从奥克兰飞香港的机票,中转斐济。和我一起抵达斐济的,是热带气旋。直到飞机在大风大雨中降落,我才听到旁边的乘客在讨论台风来了的问题。所幸热带风暴与我擦肩而过,此后在斐济的两天,我连一场大雨都没有遇到。当然,那时也没有人讨论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从1月中旬离开新西兰,到如今在奥克兰体验全国Lockdown近三周。我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和新西兰的COVID-19疫情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全场”选手之一。
不吹不黑,我希望客观写写对中国和新西兰两国抗击疫情的直观感受。
中国篇
1月19日,我踏上去往香港的飞机。落地香港后,我便马不停蹄地往皇岗口岸赶,和一年没见的老友还有我干儿子吃饭。路上一边吐槽着祖国的雾霾,一边听着旁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武汉流感。
我心想,WHO说是“可能”有限度人传人。另外从新闻报道的感觉来看,就是普通流感,大家慌什么呢。
香港机场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首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次日,从官方媒体发布的新闻,我意识到形势有点严重,和朋友吃完饭的我,开始满大街找口罩。首先是饥不择食地在一家小店排队二十分钟,买了几个布制口罩;接着在一家不起眼的便利店,买到了10个非医用口罩;回家后,我便立即在某宝下单了50个医用外科灭菌口罩,家人也去药店买了100个。
事后证明,我和家人的提前买口罩是多么明智的行为。就在1月20日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传人:“在广东有2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
1月21日,疫情逐渐披露。我去往广州探访老领导。广州、深圳戴口罩的人并不多。听说病毒会通过唾液进入眼睛传播,我戴着口罩和墨镜前往老单位,被保安拦下:
“你是去干嘛的?” “我是前同事啊,借个洗手间好吗?”“没问题,可你穿成这样是干嘛,把我给吓到了。”
当天晚上,我乘坐高铁返回深圳。从湖北开来和前往湖北的高铁正常运转,且没有任何告示,我有些诧异。验票后,我来到站台上。我的左边是广州南开往武汉的高铁,右边隔着铁轨,是汉口开往广州南的高铁。目之所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更别提体温检测。
我隐约感觉疫情并不简单。此时,距离2019年12月1日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已过去了50天。我提了提口罩,在高铁上找到了一个四周无人的座位,坐下。那时,我在思考:为何有了以往的经验,在某些方面我们并没有明显的进步?难道真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1月22日下午,我和家人驱车前往家乡,23日早晨抵达,全程没有任何体温检测、健康问话。
中国的疫情数据时而停滞,时而增长。年夜饭过后,家乡突然空城,除了药店以外,见不着几个人影。亲戚朋友都自觉地呆在家中。一年没见的好友实在想见,约着开车接上,然后在双方共同老家的村口,坐在车里,听着车外的大雨,用手机看完了韩国电影《流感》。
这是我所经历家乡小城的“Lockdown”。有了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大家都小心翼翼。
大年初三,也就是1月27日,由于担心深圳存在封锁的可能,我和家人匆匆从老家驱车返回。进入广东后,便不断有测量体温和问话的关卡,一家休息站的餐厅甚至只提供打包服务。
祖国对疫情的重视正“指数”级别日趋增长。1月28日的深圳,不戴口罩的人已经屈指可数,小区隔壁超市的菜被抢购一空。茄子果然是最不好吃的蔬菜。面包居然也卖断货。超市阿姨提醒我:“你得早上十点来买。”
加了家附近药店小妹的微信,告知N95来货了。我和家人赶紧出门,买了10个。在药店买单的人流,让我以为误入双11打折的优衣库。
晚上和家人吃饭开了一瓶从斐济背回国的澳洲红酒,父亲和我说:“早知道就不让你回国过年了。”我说:“是啊,看来祖国不太欢迎我。”
在家中宅了4天后,我于2月1日踏上了去往香港的轮渡。一路接受了约5次体温检测,并多次填写申报表格,顺利出境。“中国篇”的文字,是我当日坐在香港国际机场登机闸口旁,敲下的。
纽国篇
从深圳回奥克兰,我一路经历了如下几种交通工具:深圳至香港的轮渡,香港至斐济的航班,斐济至奥克兰的航班。非常明显的一点是,戴口罩的人是越来越少的。
让我诧异的是,奥克兰机场没有显著可见的体温检查,也没有疫情相关的健康问询,仅有张贴疫情相关的告示海报。戴口罩的职员只占少数,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落地奥克兰后,我与一位同样从国内返妞的朋友,一同自我隔离14天。中间朋友送过两次物资,采用的是超市“Pick Up”服务。也就是我下单、付款,朋友充当免费快递员的角色。
这个2月,我经历了自我隔离到隔离解除到过程。每天几乎都有新西兰疑似病例传出的消息,但随后又被辟谣。那时,我满心计划着要与朋友约去自驾、徒步、组饭局。
在我回到新西兰后,外公突然离开人世。无奈疫情导致的封关,让我无法送老人家最后一程。外公生前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通过微信视频说的,他问我,“你们那边还太平吧?”年逾90的他,同样知晓疫情已扩散至全球。
意料之中的新西兰首例COVID-19确诊的消息在3月10日传出。随后新西兰便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一致,确诊数量的增长呈“抛物线”趋势上扬。
学校的导师在3月中旬便提醒我们,要时刻做好学校封锁的准备,把必要物品都带回家中。没过几日,大学便宣布修正一周。此后,新西兰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封锁(Lockdown)。
一切来的太快,却也非常及时。身边好友逐渐从吐槽新西兰政府对疫情漠不关心,到为其执行力和魄力“点赞”。
Lockdown期间,每晚五六点,我都会出门慢跑或快走。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路上的行人比往日还要更多,可能是把大家都“锁”在家中,然后邻居们都更愿意探索社区,在家附近锻炼了吧。
大家都很“听话”,碰见行人,大都会自觉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当我因同一条步道迎面而来另外一位行人而让步到马路中间时,常常会听到一句“Thanks,bro”。
超市戴口罩的人多了起来。一些细微政策也做的很成体系:大多数超市都划起了社交距离线,顾客之间都互相隔开两米以上,收银台竖起了遮挡玻璃,一家只允许一人进入商场购物……
异与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一开始对疫情的不够重视,到举全国之力抑制病毒传播,病例增长速度亦由急促降至缓慢乃至最后清零。中新两国的疫情抵抗过程,有不少相似之处。
而不同之处也有不少。比如让我“头疼”的戴口罩一事。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在中国,全民戴口罩是一件非常容易实现的事,尽管戴口罩是否能有效防护自己依然需要科学论证,但至少能够保护他人免受潜在病毒危害。当大家都戴了,也就都安全了。在新西兰,让洋人戴口罩可不是件容易事,更别提疫情早期,自己戴上口罩后所受到的异样目光了。
中国的许多举措依然值得新西兰学习。比如对确诊患者的足迹详细公布、跟踪;医疗物资价格的严格把控,甚至后期由政府采取抽签的形式免费定量配给民众;各大医疗系统的资源统一调控,哪里是疫情中心,就往哪里输送资源;不管是公共交通枢纽,还是商场和社区入口,都要进行体温检测、信息登记等等。
新西兰的不少细节倒是值得点赞。比如每天中午一点的发布会,没有废话,只有干货;对违规官员的问责,也做到了相对公开、及时;在封国之前政府便准备好了一套COVID-19宣传系统,设计风格统一,容易让民众所记住;隔离地点的环境让人感到安心等等。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新西兰,哪怕是在疫情顶峰,我都会有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危险无处不在,抗疫的漏洞总能被披露出来。但我也知道,有一帮可爱的人在努力消除障碍,让病毒早日离开这片国土。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去新西兰当村民)
从3月26日开始,新西兰按下“暂停键”,全国封锁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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