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反抗情绪集中爆发,而古人早已为我们上了一课
2021年11月10日 16:04“疫苗接种成功的基础是强有力的社会契约,而我们的社会契约正在瓦解。疫苗接种是对我们合作能力的一次深刻考验。”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Charles 综合
1885年3月23日,英国城市莱斯特街头8万多民众摩肩接踵,手举标语,欢呼口号。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反对天花疫苗。游行队伍中,有一具儿童棺材,象征疫苗受害者,还有一台绞刑架,代表对疫苗发明者Edward Jenner施以极刑。
2021年11月9日,新西兰国会大楼门前,数千人抗议新冠疫苗。示威人群围攻记者,辱骂国会议员,向总理发出死亡威胁。他们口出狂言,煽动人群发动革命,掀翻国会。
11月9日国会外抗议(图片来源:NZ Herald / Mark Mitchell)
疫苗和阴谋论:相伴而生
与之相对的是,上周日晚,奥克兰三大DHB的首剂疫苗接种率全面越过90%的目标,最快三周后,奥克兰就能够进入交通灯系统,获得解封。
胜利在望,为什么反疫苗人士“不依不饶”?舆论惯于聚焦一些阴谋论,并指出社交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实际上,疫苗阴谋论并非21世纪产物。对疫苗的抗拒和疫苗几乎同时诞生。一些阴谋论尽管听来觉得匪夷所思,但也其来有自,在过去,碍于技术有限,许多疫苗的风险远超当下的同类产品,由此导致的残疾、死亡比例也更高。
同样是为了天花疫苗,1898年到1903年,美国各地成群结队的家长涌进学校,要求校方允许没接种疫苗的孩子返校上课。而另一些家长,则已经悄悄贿赂好了医生,开具伪造豁免证书,或是不惜在孩子胳膊上烫上烙印,伪装疫苗接种印记,蒙混过关。
可见,真的有人为了避开疫苗,用尽浑身解数。一些“传说”经过了岁月的“润色”夸大,并结合当下热点,便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种种奇谈怪论。
反疫苗:观点杂烩
然而,“古已有之”并不足以支撑反疫苗论点,因为另一个事实是,即便存在风险,疫苗带来的危害依然远远低于感染疾病。
当时的人们反对疫苗,原因也与今日不尽相同。有人出于宗教原因,有人对疫苗中从动物身上提取的物质心怀芥蒂,例如认为其不洁、或是损害动物权益,也有工人阶级认为自己被上流社会薅了羊毛,这部分人群称得上觉醒思潮的先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不过,对反疫苗者予以一定理解,未必有助于扭转他们的观点。我们还需要了解背后的原因。
回到当下的新冠疫情,宗教依然是一部分人拒绝疫苗的理由,例如美国的福音派教徒,但实际上,没有哪个广受认可的教派真正反对疫苗。相反,在过往经验中,教会机构在劝说成员接种疫苗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机构领袖同样希望信徒们保持健康。
反疫苗还是反体制?
接下来一个原因,也是这两年在世界上被无数次提及的一点:个人权利。在新西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各类抗议现场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应当有选择权”,显然,抗议者认为强制接种疫苗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但侵害个人权利的,究竟是疫苗本身,还是强制接种的政策,也就是背后的政治体制?现实中,反疫苗和反体制,往往难以分割。
单纯反对疫苗的人士,大多质疑疫苗的技术,尤其是对mRNA心存怀疑,认为其研发进度过快,技术不成熟,安全性不佳。对于这一点,如果所有科学依据都不足为信,那么也可以参照当年莱斯特居民的做法。BBC指出,当年的“莱斯特抗议方式”,强调以隔离封锁、加强清洁卫生的方式阻止疫情传播,而非为人们注射疫苗。
这一倔强的做法并没有让城市沦陷,每1万人中20.5名病例的数据,虽然不及疫苗最为普及的地区,如伦敦,但比另一些接种率处于中间水平的地区防疫效果更好。
但在当下,很多反对疫苗的人,也同时反对封锁,反对隔离,反对戴口罩。此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奥克兰中央公园爆发3次大规模抗议集会,现场很多人不戴口罩,他们反对政府的卫生限制措施,反对强制接种疫苗。
10月30日奥克兰中央公园抗议集会(图片来源:NZ Herald / Brett Phibbs)
在惠灵顿抗议爆发当天,奥克兰北部边界也发生警察和反封锁抗议队伍的对峙,失控的抗议者甚至袭警。而上周,反疫苗人士在北地干扰总理行程,导致后者取消了一场发布会。
在全球抗议者眼中,疫苗强制令就是政府侵犯人权的“凶器”。但和疫苗本身一样,围绕强制接种的问题,人们也争论了一个多世纪。
疫苗强制令:又一个古老话题
目前,美国已经要求联邦雇员、医护人员和大型私企员工强制接种疫苗。在美国政界,疫苗已经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好在新西兰没有这一问题,国家党对政府推行强制接种疫苗表示了支持)。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Jim Jordan在推特上说,疫苗强制令“很不美国”。但事实上,疫苗强制令在美国历史中有着悠久传统。
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大陆军90%以上的死亡来自于疾病,其中天花的致死率更是高达1/3。情急之下,华盛顿在军队中强制接种天花疫苗,此后,天花感染率骤降。夸张一些说,美国的立国之本有一部分来自于疫苗强制令。
在英国,1853年的新疫苗接种法案,要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婴儿在出生3个月后接种天花疫苗。
新西兰在1863年根据英国的法律推出了自己的疫苗接种法案。
新西兰的“疫苗犹豫”
早在2019年,新冠疫情出现之前,世卫组织就将“疫苗犹豫”列为全球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
有趣的是,19世纪时,“疫苗犹豫”更多存在于英裔和其他欧裔群体,反倒是毛利裔的接种热情高涨。这与今天的局面截然相反。
当时,欧裔社区对疫苗抱有更多顾虑,认为人类作为“高等动物”,不应注射从“低等动物”身上采集的物质。一些家长也对政府干预自家孩子的生活感到不满,同时担心疫苗可能传播其他疾病。
1885年的莱斯特游行后,英国和新西兰的法令都有所松动,允许人们申请豁免。
在新西兰,由于疫情几乎绝迹,人们对疫苗更是满不在乎。1906年,坚定的反疫苗人士George Fowlds出任卫生部长,宣告了疫苗接种的中断。
直到1913年,天花疫情重现,人们的自满迅速转变为恐慌。欧裔群体一边将毛利裔隔离,一边加紧注射疫苗。历史惊人相似。
1913年天花疫情期间,毛利裔在乘坐火车时需要出示的疫苗证书
是否侵犯人权?
所以,强制接种究竟是否侵犯人权?
关于人权,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的那句“天赋人权”广为流传,但他的自然权利(没有公共权威高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针对的是进入文明前的状态,洛克同时认为,人们应当达成一定共识,建立道德规范,维系人类社会。因此,为了避免互相侵扰,约束彼此行为,人们应达成契约,建立政府。
澳大利亚的人权委员会直接指出:一个人享有人权的能力,取决于他人对这些权利的尊重。因此,人权涉及对他人和社区的责任和义务。个人有责任确保自己在行使权利时,顾及他人的权利。
科普作者Jason Tetro在谈到当年的英国天花疫苗强制令时表示:“当时的决议是为了国民的利益而废除个人权利。这就是法律。”
《纽约时报》在谈及拜登的疫苗强制令时评述称,即使在无比注重个人自由的美国,公民也没有权利伤害他人,包括同事、朋友和社区。一个人享有健康生活的权利大于另一个人享有特定工作的权利。
1905年,当最高法院否决了马萨诸塞州一位反疫苗牧师的起诉时,大法官John Marshall Harlan解释说:“宪法不允许美国人总是我行我素。”Harlan在他的多数意见中写道,“如果人们不顾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而肆意而为,真正的人人自由就不可能实现。”
人类学家、英国疫苗信心计划负责人Heidi Larson说:“疫苗接种成功的基础是强有力的社会契约,而我们的社会契约正在瓦解。疫苗接种是对我们合作能力的一次深刻考验。”
可见,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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