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记异
2022年1月17日 16:272019年年底,作者专程前往湖北宜昌市,探寻祖父的遗踪。
本文作者:周详
一、
祖父周衍丰(字霁耕)曾任国民政府湖北省宜昌县县长。那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
在官场上,祖父署名“周霁耕”。
2019年年底,我专程前往宜昌市,探寻祖父的遗踪,还邀请了《武汉晚报》美文版原编辑艾杰和《武汉春秋》杂志执行主编董玉梅。
在宜昌市博物馆里,我们看完史志馆,顺便看了一下党史馆。看到现任领导的介绍,艾杰突然指向一张照片的说明。我一看,呆了一下,上面分明写着“宜昌市市委书记周霁”。
民国档案有关祖父的部分
二、
表伯陈声传(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堂伯周宣甲和父亲周庆苾(小名彝陵)都说,当年,祖父在湖北省天门县乾驿镇老家赋闲的时候,前后左右的邻居总是弄不清祖父是在家,还是出了门。因为,祖父的屋里总是悄无声息。一天,祖父的老部属,天门县新任县长胡光麓登门拜望,祖父在书房接待他,而且命父亲过去晋见这位世叔。这样,邻居们才有了答案。这是少有的例外之一。
邻居们以为祖父只是在屋里读书,父亲在他的诗文集《花间晚照》中则透露出另外的秘密:
“我父亲国学根基很厚,研究《易经》入迷。平时在家,没事就钻进他的书房,坐个蒲团打坐。还喜欢稿占卜,用几枚铜钱算卦”。
父亲曾说,遇到特别的时候,祖父要算卦,手头没有铜钱,随便抓3个东西,3根小木棍、3颗石子,甚至3颗米粒也一样能算。
父亲的学长鲁德渊(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湖北省汉川县“校长、教师讲习班”中国文学史讲师)告诉我,抗日战争时期,祖父到一个地方,如果感觉不对,就算算卦,要是结果不好,就马上离开。有时,祖父刚一离开,那个地方就被炸了。
三、
父亲说,祖父藏书丰富,正统书籍有《易经》、《四部精粹》、《二十四史》、《纲鉴易知录》……,闲杂图书有《子不语》、《聊斋志异》、《世说新语》、《三国演义》、《阅微草堂笔记》……
印泥
父亲给我讲过《子不语》书名的意思:
“有这么一句古话:‘子不语怪’(《论语》里《述而》一章中的原话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说,孔子从来不谈奇奇怪怪的事。这本书叫《子不语》,就是说,里面写的都是孔子不谈的神仙鬼怪、奇闻异事。”因此,对这本书印象很深。
前些年,我逛卓尔书店,一眼看见袁枚的《子不语》,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仔细读完后,我愣了半天。不是因为书里的奇人怪事,而是其中提到了两个不算出名,可对我们家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张家口和句容。《吕道人驱龙》中说:“雍正间,王朝恩为北总河,筑张家口石坝不成,糜帑数万,忧懑不食。”《钉鬼脱逃》中说:“句容捕者殷乾,捕贼有名,每夜伺人于阴僻处。”《九夫坟》中说: “句容南门外有九夫坟。”这两个地方恰巧对应了祖父去世后,祖母、父亲、姑母的去向。
1945年,祖父的在西安因伤寒病离世。
1949年,时为中原大学(校址武昌)学生的父亲被选调到察哈尔省张家口市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49年10月1日以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
1957年,在华东冶金局工作的姑父张明森被内定为“右派”,下放到江苏省镇江专区句容县劳动,和姑父同一个单位的姑母周庆陵随同前往。第二年,姑母快要生大表兄张闽的时候,祖母彭子珍离开乾驿镇,到句容照顾姑母。
父亲一毕业就留校任教,除了短暂离开张家口几次之外,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969年。我便出生在那里。
父亲(左)、祖母(中,怀抱大表哥张闽)、姑母(右)
祖母和姑母从此一直在句容生活。离世后,也都安葬在那里。
四、
外祖母程三春说,她的母亲去世时,她不在家。赶回去后,一走近母亲遗体,母亲的嘴角就流出了血。外祖母说:
“这就是亲人来了(的感应)。”
外祖母又说,在乾驿镇,和她关系很好的一位长辈去世后,堂屋里点起了一盏长明灯。虽然外祖母和逝者生前非常亲近,但是,看见那盏灯,还是有些害怕。可是,每次晚上回家,都阴错阳差地忽略了这回事。外祖母说:
“巧唦(武汉话的语气词)!回回都忘记了,总是上了楼,进了屋,才想起来。她(逝者)不把(给)怕处我。”
一次,说完了这件事,外祖母问我:
“明日(以后),我死了,你怕不怕?”
我说:“不怕。”
外祖母说:“嗯,我不把怕处我的儿。”
1980年,80岁的外祖母在家里去世。之后的两、三年,我因为准备高考,常常独自一人在家(1979年到1983年,我一连参加了5次高考)。那时,心里时常难过,但丝毫不觉得害怕。
四个月的我
五、
《武汉春秋》杂志和《竟陵风》杂志先后刊登了我的文章《汉口老话——外祖母说过的俗语》(《竟陵风》上用的题目是《陈年老话》)。文章的开篇都是第60页。
六、
祖母说,怀上叔父周庆芬(小名竟陵)不久,祖父游峨眉山,与一位熟悉的老和尚相谈甚欢,说出了自己的喜讯。哪知,老和尚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不是你家的孩子,留不住。”
父亲猜测,祖父又为此算了卦。从祖父日后对叔父的态度来看,祖父算卦的结果和老和尚的说法一致。
父亲在《花间晚照》里说:
“弟弟特别惧怕他(祖父),别说见到他,就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吓得往门后躲,往妈妈身后藏,像躲避什么妖魔一样,也不叫他。他也很少和弟弟说话,更不用说抱一抱,逗一逗,亲一亲的像平常父亲对孩子那样的亲昵。”
“他(叔父)长得比我漂亮、白净,非常可爱”。“(长辈们)都说竟陵长得好玩。有的说:‘真恨不得咬他一口’”。“我弟弟在下象棋上,真可说是个天才。在我们(乾驿镇)那条街上,无论长幼,谁都下不过他。记得有一天,我妈妈炸鱼(父亲说,鱼已下锅),一看醋瓶空了,就叫:‘竟陵,到隔壁熊天成(杂货店)去打瓶醋来!’弟弟拿着瓶子跑了。杂货店的先生与伙计都知道他棋下得好,便把瓶子扣起来,说‘将一盘再给你打’。弟弟没办法,就说:‘快摆快摆,妈妈锅里还等着醋用呢!’伙计们飞快地摆好棋,弟弟三下五除二,几步就将他们将死了。拿着醋瓶跑回去,还没有耽误妈妈做鱼。”
祖母说,父亲也很聪明,但和叔父下棋,向来力不从心。祖父如果在家,一定会增援父亲。祖父的二堂兄见祖父如此偏心,很是不平。可是,即使这样,最后赢棋的仍然是叔父。
叔父7、8岁时,总是头疼。之后,病情越来越重,脖子都歪了。9岁时,不幸夭折。
姑母说,叔父离世后,祖母伤心过度,卧床不起。那些天,总有一只小鸟在祖母门口叫。一天,祖母冲着小鸟说:
“是不是竟陵啊!是竟陵就过来。”
小鸟真的飞到了祖母的被子上。
一次,我陪父亲参加亲戚的婚礼。喜宴上,有好几位乾驿镇出来的老人。一位老人介绍父亲说:
“这是霁耕伯的儿子。”
另一位老人马上说:“哦,你会下棋。”
父亲说:“不是我,是竟陵会下棋。”
七、
我一降生,就和“793”这个特殊的数字联系在一起。之后的好几年,它和我如影随形。
当年,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第8系第4教研室主任,母亲刘文斌是学院子弟小学副校长。学院的代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793部队”。
50多年之后,在2000多里之外,当父亲已经离去几年,母亲又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数字又出现了。那时,我每天去武汉商职医院守护母亲,每次途经汉口沿江大道,必坐的公交车是793路。
母亲和一岁的我(幼年时,母亲总喜欢把我打扮成女孩)
八、
母亲辞世后,我的人生没了来路,只剩归途。之后两、三年的时间里,我常常神情恍惚,平生第一次丢了钱包,第一次出门忘带钥匙,第一次在策划纪录片时走神……
母亲是2019年2月10日离开的。每个10号,在我的意识里就像一条沟、一道坎。
办完母亲的后事,处理完几件重要的事情,已到了3月底。我把追忆父亲母亲传奇经历的文章《无名之花》发给《江汉大学报》主编,师姐雷惠萍,问她有没有兴趣登。她一口答应分3次连载,从4月10号开始。报纸是旬报,10天一次。
可是,随后她病了,没能上班。连载的事一推再推。接着,她又调离了校报,刘进老师接替了她。
4月30号,终于开始连载了。不过,原来定好的分3次,不知为什么,分成了5次。
6月10号全部连载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巧合。文章里记述母亲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父亲母亲成亲,二是母亲离世。连载到这两个内容,出报日期都是母亲离世的日子——10号,一个是5月10号,一个是6月10号。
7月9号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母亲躺在床上,两腿十分干枯,向内对称地蜷着,似盘非盘。我把母亲抱起来,去街上散心。街上有文艺表演。我让母亲看。母亲说:
“都是白的。我看不见。”
7月10号早上,我拉开凉台大门的帘子,见纱窗下端,紧挨框子的地方,一只蝙蝠倒吊着。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凉台上见到过蝙蝠。我仔细一看,大吃一惊。蝙蝠两条腿的形态和梦中母亲的腿极其相像。就在这时,在母亲病危时照顾过母亲的武汉商职医院护士叶艳发来微信,内容是3个双手合十符号。
我的凉台玻璃门和纱门都是滑动的。蝙蝠吊在纱门紧挨玻璃门门框的地方。我没法开门,一开就会挤着蝙蝠。我只能隔着纱窗看着蝙蝠,陪着蝙蝠。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我以为,蝙蝠白天停在纱窗上,晚上会去捕食蚊虫。直到有一天,忽然觉得蝙蝠一直没有挪动。再仔细关察,苍蝇飞到蝙蝠身上,甚至头上,蝙蝠都一动不动。我心慌了,拿出扇子扇扇蝙蝠,蝙蝠不动;再加大力度,蝙蝠竟僵硬地掉落到凉台地面上。
10月,原《武汉青年报》摄影记者黎德利请我和几个朋友在“回味从前”餐馆吃饭。赴宴途中,我走到京汉大道交易街口,一抬头看见了“卫斌生鲜”超市。超市的徽标是红底白字的“斌”字,格外醒目。那是我再熟悉不过,再亲切不过的字,那是母亲名字里的一个字。我当即意识到了什么,拿出手机,一查日期,是10号。
11月,艾杰、黎德利和文学青年丁少琼邀我去了鸡公山。我不断提示自己放下一切,一心游玩。一天早晨,和丁少琼一起爬鸡冠峰。到了山腰上,看见一块大石头,上写着“许愿石”。她默默合掌许愿。之后,让我许愿。我一下就想到了母亲。我祈求上苍,让母亲生生世世快乐、幸福。回到武汉,我补写日记。一核对日期,那天是10号。
2020年“母亲节”前两天,在微信上看到昙华林“老张书舍”舍主张福臣预告“母亲节”的活动安排,顺手查“母亲节”的具体日期。谁知,本没有固定日期的“5月的第2个周日”是10号。
母亲的每个周年忌日则是我精神上更大的难关。
2021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大学同学沈涛送了我800元购书劵。我买回一堆书,闭门阅读。
那年2月10日,是母亲两周年忌日,这一天是农历腊月(12月)29。一整天,我全靠弗朗西丝·梅斯的《托斯卡纳艳阳下》分散注意力。第二天,继续读。读到《一个漂浮的冬季》这一章,正巧讲到在托斯卡纳过平安夜。不曾想,梅斯写道:
“我父亲是在平安夜的前一天去世的。”
读完《托斯卡纳艳阳下》,又接着读它的续集《美丽的托斯卡纳》。
2月17日是农历的正月(1月)初6,是母亲的农历两周年忌日。下午刚读完《美丽的托斯卡纳》,就想母亲了。于是,赶紧选出岩井俊二的《情书》继续读。哪知道,小说一开头就是:
“藤井树过世两年后。
3月3的两周年祭日,女儿节,神户下了场罕见的雪,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
外祖母和母亲
九、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日之前,我仔细梳理近亲中两位老革命——三堂舅刘鑫臣(曾任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副厂长)和父亲(曾任武汉市江汉大学副校长)的经历、功绩,写了一篇文章《父亲与三堂舅》,分别投给了《武汉春秋》杂志、《竟陵风》杂志和《江汉大学报》。三家都采用了。
《武汉春秋》杂志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上登出的(编辑把题目改成了《父亲与三堂舅的革命历程》)。我去杂志社取杂志的时候,董玉梅告诉我,这一期是2021年第2期和第3期合并而成的特刊。她一翻开我的文章,便说:
“哎哟,‘100年’,‘100页’,正好!”
我一看,文章的开头正是第100页。
两天后,我忍不住在微信里向董玉梅问起了这件事。
我问:“100页,是有意安排的,还是碰巧?”
她回答:“碰巧的。你来那天说了‘100年’,我就翻到你的那一页,一看是100页,‘100年’,‘100页’,于是碰巧也是机缘。”
“您安排这期的稿子,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安排的,还是其中有变化?比如,1到99页的稿子有增加,或者有减少?”
“稿件的约稿,排列,以及清样的删改,都有变化。这是重要的特刊,精心修改,调整,才最后定稿付印!”
“我见平常每期都是64页,这次把两期合并成特刊才有了128页。如果不合并,不是特刊,也不会有这样的机缘。”
“对的。”
2020年5月10日
于龙泉山灵泉寺
居士楼四楼寮房动笔
2021年8月10日
于大别山红花水库
“望星居”三楼客房修改
2021年10月10日
于盘龙城阳光小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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